蘆花會議(又稱黑水蘆花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繼兩河口會議之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雖表示擁護黨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會後口頭上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區，但行動上卻藉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四方面軍的行動。1935年7月5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幹部會議，肆意歪曲中央路線，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關係。此外，他還在四方面軍中縱恿一些人向一方面軍挑釁，以致發生搶糧、搶槍、打人、武裝包圍等極不正常的現象，並策動“川康省委”和四方面軍領導人，以向中央建議加強軍委領導爲名，直接指名要由張國燾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黨中央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但爲了顧全大局和增進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軍委於7月18日仍任命張國燾爲紅軍總政委。這樣，張國燾纔開始調動部隊北進。但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紅軍進展遲緩，使《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於7月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

　　爲了增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信任，進一步統一兩大主力紅軍的行動，中央政治局於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今黑水縣城)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張國燾、陳昌浩等。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總結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

　　會議首先聽取張國燾關於四方面軍發展歷史情況的報告。他全面彙報了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的鬥爭情況。他承認由於對敵情的判斷錯誤，以及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誤，造成部隊在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中的較大傷亡。他說，四方面軍在反敵人四次“圍剿”中，是用盡力量與敵人戰鬥的，但由於紅軍在平漢鐵路東西兩側都擋不住敵人的進攻，又由於沒有動員廣大羣衆進行反四次“圍剿”，所以最後決定將主力向平漢路西側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據地，爲的是保存兵力，繼續作戰。他還說，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據地，“未傷原氣”，“原氣很足”，總的戰略戰術一般是正確的，但也存在錯誤和缺點。

　　接着，徐向前和陳昌浩分別作了關於四方面軍情況的補充報告。他們着重總結了四方面軍由於大批提拔工人幹部，使紅軍得到很大發展的經驗。徐向前指出：紅四方面軍工人幹部多，軍事理論訓練少，對戰略戰術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經驗。

　　會議對以上3個報告進行了討論。鄧發、朱德、凱豐、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等先後在會上發言，他們對四方面軍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確執行了黨中央的路線，使紅四方面軍在艱苦的鬥爭中得到鞏固與發展，其中有許多寶貴經驗是值得一方面軍學習的。2.堅決、積極、大膽地提拔工農幹部，使紅軍得到迅速發展。3.堅決執行命令，遵守紀律，作戰勇敢，富有戰鬥能力。4.克服了疲勞和各種困難，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陝根據地，恢復了原氣，使紅軍擴大了10倍以上。與此同時，與會者也嚴肅指出了四方面軍存在的主要錯誤與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據地預先沒有很好準備。大家認爲，鄂豫皖根據地是在預先缺乏準備的情況下退出的，既沒有充分動員羣衆，又有些輕視敵人，而且戰略戰術的配合不夠，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鄂豫皖的反四次“圍剿”一定不能勝利，一定要退出蘇區。2.在勝利的情況下放棄通南巴根據地是個嚴重錯誤。大家認爲，中央蘇區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勝仗的順利條件下退出的。這違背了中央提出不應退出通南巴的正確主張。3.對根據地建設重視不夠。大家認爲，建立革命根據地需要具備很多條件，由於張國燾對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所以到通南巴以後，沒有堅決迅速地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沒有充分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沒有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和擴大地方武裝。4.退出通南巴後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大家認爲，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後未能抓緊向川陝甘發展。同時，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幹部、游擊隊都帶出根據地，這是戰略上的失誤。

　　會議期間，爲加強前方部隊作戰的統一組織與指揮，利於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原一方面軍之一、三、五、九軍團依次改爲第一、三、五、三十二軍；原四方面軍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依舊不變。

　　蘆花會議全面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一、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會上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對於增進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兄弟團結，統一部隊組織與指揮，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