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緻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爲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佔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蘇維埃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周恩來(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王稼祥(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秦邦憲(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何克全(即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參加會議的還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鄧小平(中共中央祕書長)、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伍修權(翻譯)。

　　會議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會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爲“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着，會議圍繞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討論。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講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他說：如果說敵人力量強大，爲什麼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他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羣衆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於根據地政府和羣衆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張聞天發言同意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並且強調指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纔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雲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家的批評，李德爲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絕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爲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在敵人採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衝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幹部中羣衆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爲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爲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爲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主要作出四項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常委。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決定毛澤東爲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來源：長征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