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決定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制定了優先領域、指導原則、指標體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峯會閉幕時的講話猶在耳畔。自G20杭州峯會始，中國爲世界經濟開出的“中國藥方”——結構性改革在G20各國間達成共識，並正式進入了推進階段。
近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交了首份《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並經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審議通過。《報告》肯定了G20各國爲推進結構性改革所作出的積極努力，並呼籲各國繼續加大改革力度。《報告》認爲，中國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在生產率提升、穩定就業、增加收入、“放管服”等方面效果顯著。
“這份評估報告對2011年以後的這段時間內，G20各國結構性改革的實際的情況和成效進行了系統評估，總體來說評估是比較務實、客觀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表示。
中國結構性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近年來，中國沿着“三去一降一補”的主線紮實推進結構性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向縱深推進，就業實現穩步增長，宏觀經濟呈現出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態勢。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由此前的6.7%小幅提升至6.9%，經濟運行階段性企穩特徵明顯。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的溫和回升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產業結構調整見效 就業穩步增長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生產率增長及高水平就業已經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就業保持穩定，失業問題仍然在可控範圍內，這是很不容易的。”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表示。
截至2016年末，全國就業人員達到7760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5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142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018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爲98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爲4.02%，保持在平穩水平。進入2017年，就業增長仍保持良好勢頭，今年前5個月，城鎮新增就業實現了599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2萬人，年初政府工作報告制定的1100萬人的目標已經完成了54.4%。
盧鋒表示，不同於發達國家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刺激帶動消費增長、拉動就業，中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環境下，堅持不搞“強刺激”，就業情況卻穩步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經濟結構調整見效，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吸納了大量就業。
近年來，隨着我國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成效顯著，對穩就業起到了積極作用。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56.5%，比去年的51.6%的比重又有所提高，服務業已經牢牢站穩“半壁江山”。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已經成爲吸納勞動力的絕對主力。在2016年全國就業人員中，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佔43.5%，遠遠超過第一、第二產業。
張明表示，製造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快速發展可以較好的吸收因爲製造業調整釋放的勞動力，不至於形成大的失業問題，這幾年的快遞和網購行業的表現就是服務業吸收就業的典型例子。在盧鋒看來，第三產業較高的就業彈性也推動了就業改善，“即使與其他產業同樣佔比下，第三產業帶動就業的增量遠遠高於其他產業。”
“放管服”激活企業活力 提高經濟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不僅肯定了中國在就業、收入分配調整等方面的積極進展，還特別指出，中國通過“三證合一”、“一站式”監督等“放管服”改革舉措，減少了行業准入壁壘，提高了整體經濟效率。
“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要通過政策實現的，需要政府採取措施以解決經濟增長在結構方面遇到的瓶頸，由此釋放經濟活力，‘放管服’就是用政策調整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盧鋒表示，通過簡政放權等“放管服”措施，有助於降低企業交易成本，使市場的潛在的創業需求、企業運營的積極性能夠激活。
“‘放管服’最大的受益者是民營企業”，張明指出，民營企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帶動就業等方面頗具貢獻，但在制度上以往受到的束縛較多，“放管服”減輕了民營企業在行政審批、行業准入等方面的負擔和門檻，降低了企業發展的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
在近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頂住經濟下行壓力、促進就業、加快新動能成長、增進社會公平正義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放管服”將着重爲促進就業創業降門檻、爲各類市場主體減負擔、爲激發有效投資拓空間、爲公平營商創條件、爲羣衆辦事生活增便利。
結構性改革進入“深水區” 有望持續深化
《報告》在肯定G20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時，認爲各國需要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的力度。盧鋒表示，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改革任重道遠，中國還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結構性改革。
他表示，在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過程中，一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這提示我們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仍有空間。如PPI增速與工業產出增速不成比例，工業供給環境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明顯，房地產市場出現一些“泡沫化”傾向；金融風險在經濟調整過程中逐漸釋放，金融風險複雜化的形勢還未根本性扭轉。
“這提醒我們在下一階段的改革中，需進一步關注如何應對產能過剩、如何重新界定政商關係、如何增加土地供應彈性、如何通過放開准入和保護產權激活民營企業投資等問題，加大在這些領域的改革力度”，盧鋒說。
民間投資是經濟活力的重要標誌。2016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增速由2015年的10.1%調整至3.2%。進入2017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回升，但1-5月增速依舊低於7%。如何激活民間投資活力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必須跨過的“坎”。張明認爲，未來中國的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之一即是要進一步加速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民間資本開放更多領域，如教育、醫療、養老、金融等。這一方面有助於推動民間投資增長，增加經濟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對民間資本准入的放開，可以提高優質資源的供給，解決在教育、醫療等領域優質資源稀缺的問題，惠及民生。
張明指出，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另一條主線是，加大減稅降負力度，降低企業成本，通過金融市場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使資金流向實體企業，不再“空轉”。近年來，經濟運行中“脫實向虛”的問題凸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槓桿率仍處於較高水平，資金在體系內“空轉”，擡高了企業融資成本。他強調，企業運營中稅負高、融資成本高、職工報酬福利支出高的“三高”的問題亟待通過進一步深化結構性改革解決。
“紮實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是中國對面臨的內部問題的解決方案，也是中國在G20框架下，對G20政策承諾的兌現。”盧鋒指出，中國的內外政策取向是一致的，這是大國經濟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定位。他表示，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儘快走出下行週期，也將通過擴大對外開放、“一帶一路”建設等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溢出”效應，爲全球經濟帶來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