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觀潮】

　　近年來，《親愛的》《湄公河行動》等在電影市場上締造了票房與口碑不俗戰績的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它們內地與香港合拍片的身份。內地與香港的合作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彼時兩地電影人通過各種交流學習，使兩種不同的美學觀念與製作理念相互滲透交融，對彼此的創作產生積極影響。1997年香港迴歸祖國，兩地電影之間的融合加速。隨着香港電影市場陷入萎靡以及內地電影市場不斷壯大，香港電影人大舉“北上”和內地共同製作電影，成爲香港電影業發展的一種潮流和趨勢，從而推動了雙方在敘事手法、產業形態等更加深廣層面的融合發展。據統計，2016年內地與香港合拍片達43部，在內地院線上映的純粹港片越來越少，合拍成爲香港電影人創作的主流。

　　因勢而謀

　　共同促成合作交流之勢

　　香港素有“東方好萊塢”之美譽。從全球電影產業佈局來看，香港是亞洲電影生產的重要節點城市，其電影導演尤其擅長動作片、警匪片和懸疑片，形成了富有特色與較高辨識度的電影美學風格。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就因高度類型化、商業化和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在亞洲電影格局中獨樹一幟，樹立了華語電影的獨有品牌。但是，90年代後期，香港電影業由盛轉衰，行業困境之下又遭金融危機，致使電影從業人員從80年代的2萬餘人下降到2003年的5000人以下。

　　電影業作爲一種文化工業，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是其內在屬性，追求廣闊的銷售市場是促成其變局的內生驅動力。本地電影市場的困境，以及基於文化心理的接近性與內地龐大消費市場的強大吸引力，驅使香港電影人紛紛來到內地，尋求更多的發展機遇。在市場與政策的雙重驅動下，香港與內地電影業的合作進程開始加速，合作範圍不斷拓寬，合作層次日益提高。當香港成熟卻缺乏創新驅動力的電影工業生產體系遇上在勃勃生機中尋求產業變革的內地電影，雙方的互補優勢逐漸顯現，這促進了香港電影行業的復甦和內地電影業的市場化發展，碰撞生髮出華語電影發展的一種新的可能，更爲新一輪的中國文化創新拉開序幕。

　　融合創新

　　催生“主旋律商業大片”

　　商業類型片的特點在於能更多地從觀衆的角度出發，思考如何讓電影變得好看，進而滿足更多受衆的觀影期待。而一批以商業類型片創作見長的香港導演和演員投身內地的電影製作，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內地電影類型片的多樣化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助力華語電影市場和產業規模的拓展，這一點在2016年內地華語電影票房排行情況中可見一斑。在排名前十的影片中，香港導演執導的作品包攬了前五名，有七部是由香港導演或由香港電影人蔘與的。在越來越市場化與規範化的內地電影市場，深諳商業電影門道的香港影人可謂集體發力。尤其是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電影的類型突破方面大展拳腳，得到了業界認可。從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到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再到今年的《非凡任務》，擅長警匪動作片的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電影創作中爲其快節奏、多線索、重視覺衝擊的電影拍攝技法找到了“新出口”，也憑藉其現代化藝術表達和商業化包裝手段的自如運用，使創作跳出了以往一些程式化、套路化的製作宣發窠臼，讓作品更具可看性和影響力，使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弘揚落在了實處，開闢了主旋律電影新的市場空間。如香港動作片導演林超賢在執導《湄公河行動》時，沒有讓“爲了世間正義捨我其誰、爲了保家衛國無私奉獻”的主題流於說教，而是在保留主旋律慣用故事框架和真實事件基本走向的同時，融入刺激的爆炸、追車、肉搏、槍戰等商業元素。與此同時，與內地合拍製作主旋律電影的過程，也爲香港電影人開拓了眼界，爲其創作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更大的格局。諸如電影《非凡任務》《湄公河行動》，都將港片裏常見的兄弟情轉換爲內地公安幹警的戰友情，把都市小空間裏的警匪纏鬥變成了更宏觀的跨國行動，使其創作多了一份家國情懷、時代視野和現實觀照。這正是香港電影人在純熟運用香港警匪片技術與類型經驗的同時，受到內地文化的影響，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拓展創作胸懷的結果。

　　文化交融

　　增進彼此的認知與感情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一種文化產品的流行與整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氣相關。因此，一時一地某一類型電影流行所折射出的人的需求、品位和社會心態，是與其歷史文化、社會結構密切聯繫的。作爲文化產品，電影屬於非剛性需求。因此只有與人類心靈熨帖的文化敘述，對觀衆纔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分離百年，內地與香港的歷史和社會制度差異導致人們在文化品位、生活習慣和審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別。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要想同時獲得兩地觀衆的喜愛，電影人必須在異同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比如《桃姐》在劇情上涉及內地生活，卻又充滿了濃厚的港人情味；《春嬌與志明》系列表現的是港式男女的生活與心態，卻將故事的發生地挪到了內地城市。藉助影像的流動和虛擬，內地與香港的時空切換，使地方性的情感完成文化空間的置換，進而製造一種不同的觀影感受。

　　內地與香港合拍片曾因把握不好不同觀衆的審美需求，而面臨兩地觀衆都覺得不接地氣的尷尬局面。而化解這一問題的方式就在於電影人去體認兩種文化與情感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主動去了解彼此的歷史與社會，分析不同觀衆的需求和期待。這一趨勢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越來越多的香港導演會說普通話了。不僅如此，陳可辛早在八九年前就將自己的工作室設在北京，體驗並融入當地的社會與生活。出於工作的現實需要，劉偉強在執導《建軍大業》的過程中，主動查閱資料、瞭解黨史，探訪南昌起義舊址、毛澤東故居。可見，電影合作在不自覺地指向一種相互瞭解、彼此認知的行動。尤其是直接促進香港電影人去了解內地的現在與過去，也促使香港觀衆去體會內地的歷史文化，間接推進了中華民族的國史教育與國族認同。

　　文化的感知與歷史的認識從來都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漫長過程。內地與香港的電影合作，冥冥之中使彼此的認識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爲感性的經驗，成爲中國文化一個新的生長點。今年，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內地電影票房將有望突破500億元，這個數字融匯了兩地電影人的共同努力。這不僅是經濟上的收益，更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