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浦江畔到渭水之濱，61年前，胸懷愛國之志的一群人，堅決響應黨和國家建設大西北的號召，自此紮根黃土地，開啟了一個建設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學的風雲甲子。

　　“希望西安交通大學師生傳承好西遷精神，為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西安交通大學史維祥等15位老教授的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為西安交大西遷的老教授點贊。

　　連日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在西安交大師生中引起強烈反響。回首激昂著愛國深情與奮斗熱血的歷史畫卷，大家表示，要牢記並傳承“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繼續為新時代做出新貢獻。

　　一路向西

　　“黨讓我們去哪裡，我們就背上行囊去哪裡！”

　　新年伊始，西安交大西遷紀念館。一張半個多世紀前的影印乘車證，吸引了多位參觀者的目光。

　　“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證件上的字跡依然清晰。

　　1956年，正值青春年華的胡奈賽正是手持這樣一張乘車證，登上了從上海開往大西北的列車。“當時我很高興，雖說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國家培養了我們，讓去哪裡就應該去哪裡！”

　　當時，黨中央、國務院從國內外形勢和新中國高等教育、工業建設布局等方面考慮，作出了交通大學遷往西安的決定。從繁華的沿海都市前往落後的西北內陸，充分了解西遷的意義後，交大師生義無反顧背起行囊，一路向西。

　　上世紀50年代的西安，發展水平與繁華的上海判若雲泥：學校處在田野之中，馬路不平、電燈不亮，晴天揚灰路，雨天水和泥，夏無大樹遮陽，冬無暖氣御寒。由於車身蒙塵太厚，第一次到西安的學生走出火車站，甚至認不出近在咫尺的公交車。

　　“西安氣候乾燥，剛來時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饅頭就像吃藥一樣不習慣。”1957年從浙江紹興考入西安交大的陶文銓院士說，由於當時多數師生是南方人，對北方的飲食、氣候等很不適應。

　　但數以千計的交大人沒有退縮。至1956年9月，包括815名教職工、3900餘名學生在內的6000多名交大人匯聚古都西安，經緊鑼密鼓建設而成的新校園也從一片麥田中拔地而起。

　　當時最年輕的教授，能源動力科學家陳學俊將上海的房產交公，舉家西遷，因為“既然去西安紮根，就不要再為房子而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計較”。

　　“黨讓我們去哪裡，我們就背上行囊去哪裡！”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的15位老教授之一、如今84歲高齡的西安交大材料學院退休教師胡奈賽憶起當年，仍是激情滿懷。

　　薪火相傳

　　讓愛國奉獻的西遷精神歷久彌新

　　“為了祖國，為了黨，決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我們誓用勤勞而智慧的雙手，從祖國的邊疆到邊疆，自滾滾的黃河到寬闊的長江，掀起一個震撼世界的建設海洋！”

　　不少老交大人都熟知，1956年西遷伊始，一位名叫趙智成的學生寫下的這首詩篇。

　　61年斗轉星移。始終秉承愛黨、愛國、愛人民的高尚情懷，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是一代代交大人不變的底色。西遷精神在薪火相傳中歷久彌新。

　　管曉宏，西安交通大學電子與信息工程學院院長，2017年新當選的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公派留學歸國的他面對母校清華大學及多所東部高校伸出的橄欖枝，毅然選擇回到當時生活和科研條件仍較為落後的原單位西安交大，從事系統工程理論與應用研究。

　　“我所在的系統工程研究所，領導和老教師大部分都是西遷來的。胡保生、萬百五等老教授嚴謹、勤奮的治學態度對我影響很深。”管曉宏說，西遷精神首要是胸懷大局，自己選擇回來也是受老先生們的感染。

　　著名工程熱物理學家陶文銓院士在西安紮根60餘載，桃李滿天下。令他深感驕傲的是，自己培養的100多名碩士、博士生如今大多數在國內工作，為國家建設建功立業。

　　西安交大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黨委書記何茂剛說，上世紀90年代初，在下海潮和出國潮的衝擊下，學院一度只剩下十餘名教師。陶文銓先生踐行西遷精神，帶領大家一步一個腳印走出谷底。如今，學院41名教師中有3名院士，“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學科實力居全國前列。

　　“這兩年，學院先後有十餘名教師和博士生赴雲南施甸、陝西平利等地掛職扶貧。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永遠是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何茂剛說。

　　不忘初心

　　用西遷精神照亮新時代前行之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交大西遷時，從南方引入、遍植於校園的各類苗木，如今大多已葉茂參天，見證著學校的發展歷程。

　　西遷61年來，西安交大累計為國育纔25萬多人，培養出的33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年9月，西安交大入選國家一流大學A類建設名單，8個學科入選一流學科建設名單。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西安交大深度融入國家建設發展。2015年面向海內外高校發起成立“新絲綢之路大學聯盟”，拓展科教人文交流的“朋友圈”。正在建設中的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將在未來打造全新的人纔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體系。

　　如今的西安交大，不僅是重要的人纔庫、智力庫，更是西部地區位居前列的科教高地。

　　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

　　黨的十九大召開，讓西安交大的師生們倍感振奮。史維祥等15位交大西遷老教授難掩激動，決心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一封信，匯報他們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體會和學校西遷以來的發展成績，表達對黨和國家的感激之情。

　　傳承好西遷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新時代做出新的貢獻，是西安交大人共同的決心。

　　“總書記的重要指示不僅是對交大西遷精神的肯定，也體現出對全國知識分子的關心關懷，總書記惦記著為黨和國家做出過貢獻的人。”陶文銓說，作為知識分子，應當牢記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胸懷大局，以愛國、奮斗為使命，為祖國奉獻一生。

　　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為學校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西安交大校長王樹國說，西安交大將永遠把黨和國家的發展作為奮斗指南，在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做出交大特有的貢獻。

　　“西遷的歷史與精神是老一輩交大人的，更是新一代交大人的。”西安交大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碩士生陳冰清說，新時代賦予西遷精神新的內涵，每個交大人都應勇做西遷精神的新傳人，讓家國情懷與使命擔當根植心中，融於血液，指引前行。

　　西安交大黨委書記張邁曾說，學校將弘揚光榮傳統、秉持民族復興擔當，緊跟時代步伐、當好新傳人，明確辦學定位、實踐新要求，加快建設“雙一流”、實現新目標，全力推進改革發展事業，不負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懷和期望。

　　從計劃不遷到舉系西遷

　　“我們以行動支援西部建設” ——訪西安交大陳聽寬教授

　　“我是1952年進入交通大學學習，1956年畢業。回想起當時遷校時，學校進行了大量宣傳，並派老師代表團到西部考察，考察的教師代表回來描述了考察的情況，我們聽了都很受鼓舞。”

　　回憶西遷往事，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輩子，現如今已83歲高齡的陳聽寬教授說，他是1955年入的黨，是年輕黨員，也是學生。在他印象中，當時從老教授到青年教師、在校學生，都以飽滿的熱情支持西遷，很多人和他一樣，從二十出頭來到西安，一呆就是幾十年，西安儼然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原計劃不隨著西遷的動力系後來舉系西遷的情景，更是讓他記憶深刻。

　　從計劃不遷到舉系西遷

　　動力系以行動支援西部建設

　　“因為當時，上海和西安兩地協商以後，動力系的專業如果遷到西安來可能建設條件比較差一些，上海當時的建設條件比較好。”陳聽寬回憶，第一批1955年新生到西安來時，動力系的學生是留在上海的，沒有遷到西安來。第二年，當時的動力系教務長陳大?堅決支持西遷，動力系有好幾位老教授也很支持這一行動。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1955年6月11日，陳大燮在校刊上發表文章：“遷校西安是政府的決定、祖國的號召，對國家工業建設意義重大，我們要堅決響應號召。當然，遷校西安是一項繁重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以信心和勇氣克服困難。”

　　當時學校派人到西安考察以後，認為西安條件很好，應該支持西遷。“大家對西安的各方面條件探討後認為，西安是個很有發展前景的城市，我們當時聽了很受感動，加上當時在上海交大的年輕教師大部分都願意到東北、西北，到祖國邊疆去貢獻力量。”陳聽寬說，動力系的教師在發言中都堅決支持遷校，支持到西部地區來發展。很多老教授是這樣，作為新生代，年輕教師是遷校的生力軍，我們更堅決支持遷校到西安來。“動力系從原定的不遷，到最後舉系全部遷到西安，這是令人感動的事，我至今記憶尤新。”

　　動力系西遷後

　　發展成交大“王牌學院”

　　“動力系遷到西安來的這60多年，發展一直很好。”陳聽寬說，西安的教學科研力量比上海要增強不少。到西安來以後，動力系就加快建設實驗室，幾乎每個實驗室都頂得上當時在上海全系的實驗室條件。

　　“到了西安以後，雖然當時在生活條件上感覺不如上海，但是在學校裡面我們感覺還是很好的，發展的潛力很好。”陳聽寬回憶，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工作很努力，盡管中間遭遇了一些困難。1970年代中期以後，動力系開始“起飛”。

　　“這40多年西安交大能動學院的發展可以說是飛躍，每個專業都有了很大變化，翻天覆地的變化。”陳聽寬說，遷到西安來以後，動力系發展成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多個學科實力居於全國前列。

　　記者了解到，陳聽寬教授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輩子，長期從事熱能工程、節能技術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他工作過的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如今已成為西安交大的“王牌學院”，多個學科名列全國第一。

　　“這些年，西安發展很快，我們也感到歡欣鼓舞。西安的城市面貌變化也很大，學校也跟著發展很快。”陳聽寬說，幾十年倏忽而過，他見證了西安交大的發展，也親歷和感受著西安這座歷史名城的發展，覺得非常欣慰，“希望交大越來越好，西安越來越好。”

　　帶來優良教學傳統 未因遷校耽誤一節課

　　“祖國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要義無反顧” ——訪西安交大朱繼洲教授

　　1958年9月，當時年僅23歲的工程物理系教師朱繼洲和同事們一起，作為交通大學最後一批西遷人員來到西安。“像機械系、動力系、電機系等原來在交通大學較強的系，百分之七八十的老先生跟年輕教師都過來了，帶來了很好的教學傳統，到了西安以後，沒有因為遷校耽誤一節課，也沒有因為遷校耽誤一節實驗課。”回憶西遷，朱繼洲說。

　　帶來優良教學傳統

　　1955年，出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黨中央作出了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決定。一呼而百者應。交大師生員工與家屬響應黨的號召，從繁華的上海奔赴西部，將自己的人生與事業投身於這片土地。“我們當時就是二十二三歲的時候，跟著我們的老先生一起西遷。難能可貴的是，這支隊伍到西安來以後，把老交大的一些傳統帶過來了。”朱繼洲說，老交大本來非常有名的就是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實踐的教學傳統。遷來的時候，雖然是分設兩地，但這些優良教學傳統基本上也都帶過來了。

　　“西遷為什麼會成功？我認為首先就是西遷的思想基礎好。比如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我們都是在黨的培養下，享受著助學金培養出來的，所以大家都是一心想要把西安交通大學建設好，這個思想、這個主觀的意圖是非常明確的。”朱繼洲說，不能因為搬遷影響教學質量，因此西遷之後，教學上大家都非常認真、非常努力，盡量克服遇到的困難，把工作搞好，而且這個工作得到了當時教育部的公認。在1995年國家第一次優秀本科學校的評估中，教育部派了一個十人專家組到西安交通大學來驗收、評估，西安交通大學在當年年底就獲得了通過。

　　克服困難搞好教學

　　當時西北比較落後，國家需要大批人纔建設西北。“國家培養了我們，國家需要的時候，我們就要服從國家需要，來參加大西北建設，做大西北建設的排頭兵。”朱繼洲回憶，當時機械系有7個教研室，自願報名的已經有100多人，佔到機械系青年教師的86％。很多青年教師放棄了上海優越的條件，有的把房子捐給了國家，有的把家裡安頓好，有的攜家帶口一起到西安，遷校得以順利實現。

　　“遷過來以後，生活上的困難確實不少。”朱繼洲說，當時在這邊的生活比上海要相差很遠。“記得當時大米一個月每人是一斤，還有部分粗糧，每人定量。我家當時有三個小孩，一家五口人一個月只有5斤米，每人一個月只有4兩肉、半斤油。那個年代確實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問題，但大家都想各種辦法克服困難，盡力把教學搞好”。

　　陪伴西安交大走過幾十年，眼看著學校越來越好。“因為有這麼一支西遷隊伍，老先生帶著我們這些年輕人過來了，在這裡紮根西北，艱苦創業。經過了60多年，為西北帶來這麼好一個學校，我們感到很欣慰。”朱繼洲說，西遷精神是值得傳承、弘揚的，“我們那一代人非常幸福，完全是國家培養起來的。既然祖國培養了我們，在祖國需要的時候，我們就要服從命令、義無反顧。以前是，現在是，今後也是……”

　　感恩之心和教師神聖使命感 讓他堅守教學崗位直到81歲 ——訪西安交大陳瀚教授

　　聆聽西遷故事，共話“西遷精神”。日前，記者專訪了西安交通大學陳瀚教授，他講述了當時西遷的故事和自己教書的歷程，在老人心目中，國家命運和自己息息相關，國家哪裡最需要他就去哪裡，因為他始終對黨和國家心懷感恩。陳瀚教授1992年退休，但直到2011年他還堅守在教學崗位上。

　　充滿感恩的求學經歷

　　學校允許他打欠條讀書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陳瀚教授的家鄉在江蘇南通，是一座文化古城。由於小時家中貧困，他險些輟學。但是憑著對大學的向往和對夢想的堅持，他如願以償地進入了交通大學。因家中經濟困難交不起學費，學校允許他打欠條繼續就讀，工作以後再還。

　　“從那時起，感恩之心就根深蒂固地紮根在我的心底，是黨和交大給予我幫助，讓我完成了本科學業，後來還實現了成為一名教師的夢想，走上了能用自己所學知識報效祖國、回饋社會的人生之路。”陳瀚教授回憶，1953年由於國家特殊需求，陳瀚教授這一批學生提前畢業。在填寫畢業分配志願時，陳老毫不猶豫地填寫了前往抗美援朝前線的意願。

　　“後因種種原因未能到抗美援朝前線，學校此時亦需要教師，最後我留校任教，負責‘理論力學’與‘材料力學’兩門課程的教學工作。”講到這裡陳瀚教授一度哽咽。在老人心目中，國家命運和自己息息相關，國家哪裡最需要他就去哪裡。

　　學校生活安排細致入微

　　讓他感覺很溫暖

　　據陳瀚教授回憶，1955年4月交大舉辦了建校60周年慶祝大會。之所以要提前一年舉辦慶典活動，源於學校方面在向社會各界鄭重宣布：明年（即1956年）學校將集中全部精力西遷，同時也向世人表明交大西遷的決心和態度。1955年交通大學由上海遷至西安，陳瀚也隨學校第一批師生遷至西安，開始了在西安交通大學長達50多年的教師生涯。

　　“1956年8月23日我和妻子張荷齡從上海乘車來到西安，到達交大一村後我很順利地就找到總務部門，領取了預先分配給我的宿捨鑰匙。我打開門一看，一股暖流湧進了全身，房屋打掃得乾乾淨淨，托運的行李整齊地擺放在牆邊，必備的家具一應俱全。”陳瀚回憶，宿捨裡安排有序，廚房還放了半筐煤球和引火的木柴，他剛坐下就來了一位後勤人員，這名後勤人員提著熱水瓶和兩只茶杯，並告訴他到旁邊一幢宿捨樓可以洗澡。洗去一身風塵和勞頓後，他去總務部門付洗澡費時，師傅笑著說：“按照原來上海校園浴室淋浴收費標准收費，即每人每次5分錢。以後想洗澡只要過來招呼一下就行了。”陳瀚教授說，這些雖說都是些細節小事，但讓人感到很溫暖。

　　初到西安時，學校的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道路都是土路，路旁挖有埋管道的深坑，遇到雨天更是泥濘難走。他有一次不小心摔倒，濺了滿身的泥漿。但為了趕去給學生上課，他只簡單地擦了下臉就跑去教室。學生們疑惑地看著一身泥漿的老師，聽了他講述原因後都被逗樂了。“西遷後的生活雖然清苦，但老師和學生團結一致，共同建設學校，學習和生活非常快樂。”陳瀚教授說。

　　記者了解到，1992年陳瀚教授退休，但到2011年他還堅守在教學崗位上。學生問是什麼樣的精神支持著他時，老人講了很多關於他和學校之間的故事，老人眼中飽含淚花激動地說：“是一顆滿懷感恩的心和作為教師的神聖使命感在支橕著我。”憑著對黨和國家的感恩之情，對交大的深厚感情，對學生的愛護之情，陳老堅守崗位直至81歲高齡。

　　把青春奉獻給西部建設 他被學生視為偶像 ——訪西安交大宋餘久教授

　　交通大學西遷，像一棵大樹在西安落地生根、發芽、成長並反哺這塊土地。而隨著交大西遷的老教授們就是這棵大樹不可分割的枝葉，他們帶來了老交大的風格和治學精神。西安交通大學材料學院教授宋餘久，便是當年西遷老教授之一。他雖已85歲高齡，仍耳聰目明、步伐穩健，講起話來思緒飛揚、侃侃而談，被學生視為“80後”的偶像。

　　認真負責既是對自己工作的尊重

　　也是對學校及國家財產的珍視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宋餘久教授於1955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材料及熱處理專業畢業後，受高教部的派遣來到交通大學任教，到上海第二年，交通大學師生開始西遷。為此，很多教師放棄上海優越的條件，拖家帶口來到西安。宋餘久教授回憶，“當時我是支持西遷的，我們教研組20多個教師，大部分都同意西遷。”說完這句話，他跟著補充道：“作為國家的第一批研究生，我很感激國家的栽培，學成之後理應報效國家，不負國家培養。”

　　西遷過程中，宋餘久教授承擔了金相實驗室第一批儀器設備的搬遷任務。第一批搬遷的設備主要包括金相顯微鏡和熱處理爐等，其中顯微鏡是精密儀器，大都是從德國、前蘇聯進口的。為做好這項工作，他細心地對儀器設備進行了打包裝箱，確保其安全無損地運送到西安。顯微硬度計極易受震動而變得不精確，在整個搬遷過程中宋餘久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身邊嚴加保護。“認真負責既是對自己工作的尊重，也是對學校及國家財產的珍視。”宋餘久教授說。

　　一心一意做好工作

　　一切困難就都不是問題

　　西遷之後，當時條件比較困難，但是大家到學校來了還是首先想著怎麼把實驗室建好，把課上好。宋餘久回憶，當時大家一心一意地只想把工作做好，就覺得其他一些困難就不在話下了，什麼困難都能克服。把工作做好，把學生培養出來，為國家培養建設人纔。

　　“今天西安交大發展到現在這樣一個規模、這樣一個條件，是當時想象不到的。”宋餘久教授說。剛來到西安時，環境惡劣，條件艱苦，但是這未能打擊廣大師生的意志。“我們那時候，除了上課之外，都要參加勞動。現在興慶湖就是當年我們參與建設的。”宋餘久教授表示。

　　記者了解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西安交大的教學、科研等一切工作步入正軌，科研氛圍變得濃厚，宋餘久老師也積極投身於科研事業中，先後承擔“低淬透性鋼研究”等七個國家級及省市級科研項目，按時按質完成任務，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和經濟效益。這其中付出了很多艱辛和努力，但宋餘久教授說，“這都是理所當然的，只有勤於進取，不斷貢獻，纔能不負於國家的培養，也給自己一個對專業極致熱愛的答卷。”

　　“他們將青春奉獻給西部建設事業，纔成就了西安交大的今日輝煌，如今我們身為交大學子應該感到幸福，更多的是感恩像宋老師一樣辛苦付出的交大老師，正因為他們的無私奉獻，纔讓我們享受到今日優越的學習和科研環境。”一位學生說。

　　“這種大愛、無私的精神以及大局觀、民族觀，正是我們視宋老師為‘偶像’的原因。他教會我們要做一個熱愛祖國，報效祖國，為祖國無私奉獻的人。這正是老一輩交大人給予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今天我們交大人應該傳承和發揚的‘西遷精神’。”采訪中，宋餘久教授的學生們表示。

　　“西遷精神”鞭策西安交大人 紮根西北做出更大貢獻 ——訪交大西遷老教授李懷祖

　　“熱血青春無悔，響應黨的號召，響應時代的召喚”。1956年，4400多名交通大學的師生放棄了上海優越的生活條件，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西行列車前往西安，拉開了建校、興校和奉獻報國、為西部奉獻的壯麗篇章。今年已84歲，遷校時為機械制造專業生產組織教研室的西安交大老教授李懷祖就是其中一位。作為交大西遷故事中的參與者之一，他見證了西安交大的成長和發展，他說“西遷精神”的重新提及將對西安交大吸引人纔、留住人纔產生巨大的影響。

　　西遷中的“交大速度”

　　頭年決定西遷第二年秋開學

　　“1955年決定西遷，1956年秋天交大就已經上課了，這個速度非常高。當年到西安來，年輕教師都積極響應，沒有因為遷校而推遲一天開學，沒有因為遷校而少開一門課程，也沒有因為遷校而耽誤原定的教學計劃和實驗項目。”回憶西遷當時的情景，李懷祖教授說，最難得的是一些中年教師，他們中很多人是海外留學歸來的博士，在上海已經成家立業了，但是幾乎全部過來了。李懷祖回憶說，他當時所在的機械系老師，除了個別年老體弱的以外全都過來了。這批教師的西遷，對西安交大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不光是自己人過來，還帶來了一批設備，更重要的是把交大的傳統和精神帶了過來，這批教師都成為西安交大的骨乾。“當年一些教材是統編教材，西安交大教師有不少人是教材編審委員會的主任或者是副主任，有20人左右，正因為這些人的學術地位、治學精神，促使和帶動交大在教學科研方面在全國都得到認可，而且踏實的教風學風一直延續到現在。”李懷祖說，他帶的研究生裡面就有好幾個現在事業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說周鴻禕，當年讀書時艱苦奮斗，在研發上堅持不懈，計算機防毒軟件開發在當時還是非常新穎的事情，但他堅持做出成績，這就是交大艱苦奮斗精神的傳承——門檻高、要求嚴、基礎厚、重實踐。”

　　育人心得

　　盡量發揮學生的特長和優勢

　　“那時候，冬天零下十幾度沒有暖氣，夏天很熱也沒有空調，學生8個人一個房間，上下鋪，條件非常艱苦。學生們下課回來排隊打飯，上百人排一個長隊，一人拿著兩個碗和一雙筷子。但是每天早晨8點准時上課，沒有一個人遲到，學生很踏實，學風非常好。”李懷祖回憶說。

　　談起教學的心得，李懷祖說，對老師來說盡量發掘學生的特長、優勢、纔乾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鴻禕，他對計算機防毒軟件很感興趣，提出要創造一些計算機的新產品。他的這種創新精神，與交大鼓勵師生有想法，並支持他們盡量將創意變成現實的環境與氛圍密不可分。”

　　李懷祖告訴記者，他在交大工作了一輩子，對交大的發展非常關心。“‘西遷精神’鼓勵大家為發展西部、為國家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對我們‘交大西遷人’是一種很大的鼓勵，同時對現在的年輕大學生也是一種鞭策和鼓勵，更是一種期望，期望他們紮根西部、服務西部，為西部建設做出貢獻。”

　　激情燃燒的青春踐行奉獻精神 ——訪交大西遷老教授何新楷

　　60餘年前，一群年齡不一、但心一樣火熱的交大師生，打包了行李，乘坐火車從上海一路向西來到西安。幾十年獻身大西北建設，他們參與和見證了一所大學的發展。六十餘年，他們從熱血沸騰的青年到白發蒼蒼的老者。西安交大校園裡年輕的學子們說，老教授的一生踐行的就是“西遷精神”。

　　共同的奉獻精神

　　讓他們攜手西遷到西安

　　西安交大老教授何新楷1953年考入交通大學動力系內燃機專業，1957年畢業後隨著西遷來到西安交通大學任教，主要從事發動機結構與強度方面的研究。在校內主講內燃機原理等五門課程，教出的學生和研究生不計其數。

　　記者了解到，何教授與他的愛人都是交通大學53級的學生，倆人在大學校園裡相識、相知、相愛。回憶往事，何教授說：“我談戀愛是有一定的標准的，那個人一定是要願意跟我一起吃苦的，因為我不會改變要到艱苦地方工作的意志。”幸運的是，何教授的愛人有著同樣的想法，她放棄了上海優越的生活，跟隨何教授一路向西，從黃浦江畔來到興慶湖邊。何教授夫婦離開上海時並無太多的留戀，在他們眼裡，黨和國家培養了自己，自己便要報效祖國，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

　　“遷校的時候我是一個年輕教師，剛剛二十多歲，真正克服困難的應是我們那些老教師，他們拖家帶口遷到西安來，確實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難。”何新楷教授對記者說。

　　使命感是他們

　　克服困難的精神力量

　　“我第一次講課是用上海話，學生很多都聽不懂。當時很多老師都是用上海話講，學生聽完課真的是聽不懂。”何新楷教授回憶，不僅是他帶的班裡，學校大多數學生都面臨“聽不懂”的問題，校長就下一道“命令”，讓用普通話來講課。

　　“我舉個例子，比如有人講皮帶的傳動，老師說上海話學生怎麼能聽得懂？上課時每講一句話就要想一想這個用普通話怎麼說。年輕的老師改用普通話講課相對不太難，但是老先生們克服的困難相對就大得多。”何新楷教授回憶，當時老教授存在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困難，但他們都一一想辦法克服了。伴隨西遷一起來西安的不僅僅有師生，甚至廚師、面點師、理發師、修鞋匠等一批人也來到了西安。“實際上就是把上海一個小生活圈子給弄過來。學校領導考慮得非常仔細，我來了以後感覺挺好。”何新楷教授回憶，放假回家，很多人買不到票，省上專門解決了此事，這讓他們感覺到非常的溫暖。

　　“總而言之，大家心裡裝的就是愛國和主動奉獻建設大西北。建設大西北是一個重大責任，黨和國家培養了我，我們有責任去建設。”何新楷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