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談談減負”系列評論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普及化邁進，基礎教育從義務教育向普及高中擴充，從恢復高考向推出新高考改革等一系列轉變，我國已經進入到“後普及化”教育新時代。

　　在這樣一個需要凸顯教育公益性，彰顯教育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每個人的幸福生活奠基的教育功能新定位中，被認為阻礙我國教育發展的“學業負擔過重”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每個孩子的幸福體驗，每個家庭的幸福生活，每個學校中教師獲得教育幸福的大障礙，首先需要得到系統治理。

　　“減負”問題由來已久，今天，我們要再次強調大力“減負”，是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教育的功能從過去的“快出人纔”“出好人纔”開始逐漸轉向“人人成纔”“各盡其纔”。我國教育正在開始從“精英教育體系”向“大眾教育體系”的轉型，而適應上述教育體系的形態轉變，考試的作用也正從選拔精英向甄別、鑒別不同人的潛能轉變，教育正開始從選拔向選擇轉變。

　　伴隨著選拔、競爭、資源不足、標准單一的等級化的精英教育體系所產生的“減負難”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被一些學者所形容的“減負陷阱”“劇場效應”“囚徒困境”，造成了諸多認識誤區，比如，政府是在推卸責任，“減負”是在“減責”。這種認識誤區，把政府責任與社會、家庭、教師等各類主體的責任混同，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政府“減負令”纔是增加負擔的罪魁，而忽視了各類主體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一些人甚至對諸如尊重差異、提供空間、開發潛能、增加選擇的現代教育價值也產生了誤解。

　　針對各種認識誤區和偏差，我們必須正本清源，並從現實出發，加大治理學業負擔過重的力度，繼續深入地走好統籌協同治理學業負擔過重問題的“減負”之路。

　　標准“減負”。加大對國家教育方針的宣傳，著力加強教育機構的守法意識，尤其是要加強國家出臺的各類教育法規、課程標准等的法律效力，需要明確這些法規和標准，其適用范圍應該是所有該年齡段的教育機構，否則，這些法規和標准的權威將受到質疑，依法治教的進程將受阻。

　　公益“減負”。阻礙“減負”的一個很大的社會驅動力是利益。伴隨著市場對教育的滲入，利益動機助長了負擔的加重，為了利益，諸如“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等錯誤教育觀念，驅除了正確的教育觀念。因此，只有旗幟鮮明地提高教育公益性，擴大公益性的民辦學校，遏制教育營利的行為，纔能杜絕阻礙“減負”的利益之源。

　　專業“減負”。學業負擔過重還有來自教育專業的原因。提高教育行業從業人員的教育能力，改變應試教育簡單、重復、機械的，以及缺少教育內涵的訓練方法，提高廣大教師的專業素養、專業能力，讓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認真履行職責，堅守教育信念，傳播教育文明，堅持正確的育人理念，堅決執行國家的教育意志，纔是“減負”的專業保證。

　　責任“減負”。“減負”之難，難於上青天，某種意義上，是各類主體的合力所致。跨越“減負陷阱”，必須厘清各類主體的責任，只有政府、市場、家庭、學校、教師承擔了各自的責任，並建立問責機制，纔能真正將學業負擔減下來。在這個意義上，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責任，還需要履行對各類辦學機構和教育教學行為進行“規則設計，規范治理，規律引導”的公共責任，纔能最終打贏這場事關祖國未來的“減負大決戰”。

　　事實上，我們知道，“減負”出現的問題大都來自外部，而非“減負”本身。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門要從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等諸多層面共同推進，社會和家長同樣要從孩子長遠和健康發展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可以說，“減負”是國家人纔戰略中的重要一步，這需要全社會用宏觀的和發展的眼光去看，並形成合力，承擔起各自的責任。唯有如此，我們纔能在這場任重道遠的“減負”攻堅戰中取得豐碩的成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