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的用人歧視；工作任務繁重，無暇顧及身心健康；生娃和工作難以兩全的苦惱……這些都是現如今女性們面臨的煩惱。今天是108個“三八”國際婦女節，和往年一樣，今年全國兩會上的女代表、女委員們又在履行職責、參政議政的忙碌中度過節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多位女代表、女委員將她們的焦點對准了女性家庭、就業保障、身心健康等話題，為女性權益發聲代言。

關鍵詞一：女性健康

當前，宮頸癌和乳腺癌日益成為婦女健康的嚴重威脅。2017年國家癌癥中心數據顯示，全世界每年新增宮頸癌病例46萬人，其中我國佔1/3，每年約有5萬餘名女性死於宮頸癌，即每15分鍾就有1位女性死於宮頸癌；乳腺癌更是高居我國女性癌癥第一位，且發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成為城市中女性死亡率增長最快的癌癥，並且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

“另一方面，如果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這兩種癌癥是可以治愈的，從而大幅提高生活質量，有效降低癌癥發生率和死亡率。”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崔郁說。

早在2009年時，“在農村婦女中開展婦科疾病定期檢查”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隨後，衛計委、財政部、全國婦聯共同實施農村婦女“宮頸癌、乳腺癌”免費檢查項目。截至2017年，有7000多萬人次農村婦女接受宮頸癌檢查，有1000多萬人次農村婦女接受乳腺癌免費檢查。

“然而，在項目實施中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崔郁說，一是“兩癌”防治形勢依然嚴峻。2000-2013年我國宮頸癌患病率由9.6/10萬上昇到16.7/10萬，乳腺癌患病率由7.9/10萬上昇到12.2/10萬。二是“兩癌”免費檢查項目覆蓋面不足。2015年，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婦女約有1000多萬人，她們沒有享受到“兩癌”免費檢查。這部分人絕大多數失業或無業，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重，“兩癌”防治意識偏低，缺少定期檢查的機制和渠道，自身又難以承擔“兩癌”檢查費用。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崔郁提交了一份關於“擴大婦女‘兩癌’免費檢查 落實健康中國戰略”的提案。她建議，將項目受益人群從農村婦女擴展至城鎮低收入家庭婦女。用3年時間對1000萬城鎮低收入家庭適齡婦女開展“兩癌”免費檢查，增加中央財政補助經費以及各級政府配套資金作為檢查經費，讓各地醫療衛生部門有條件有能力為婦女開展醫療服務，讓公共政策更有溫度，讓城鎮低收入家庭婦女有更多獲得感。

二是加大農村婦女“兩癌”免費檢查力度。將每年農村婦女宮頸癌免費檢查人數提高到2000萬人次，乳腺癌免費檢查人數提高到300萬人次；並以貧困地區為重點擴大覆蓋面，力爭兩年內實現832個貧困縣“兩癌”檢查縣區全覆蓋。

三是探索在有條件的地區，將“婦女兩癌檢查”納入城鄉居民醫保報銷范圍。實現“兩癌”有效預防，降低癌癥導致的災難性支出，逐步形成每三年為適齡婦女進行一次“兩癌”檢查的制度化、規范化、長效化工作機制，讓億萬婦女真正得實惠、普受惠、常受惠。

關鍵詞二：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一直備受關注。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施行一年多來，在實踐中仍然反映出一些問題。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女性全國政協委員以全國婦聯的名義提交了關於“規范妥善處置家庭暴力案件”的提案。

這份提案中提到，一是一些地方對落實反家暴法的重視程度不夠，執法意識不強。部分基層民警仍然把家暴作為“家務事”，接到受暴婦女報警後以家庭矛盾為由推脫或直接轉交婦聯組織；二是對依法處理家暴案件存在錯誤認識和畏難情緒，一些基層民警甚至公安局領導仍然把維護家庭穩定放在第一位，不願深入乾預家暴案件；三是家暴告誡書發放不多，亟需規范統一；四是反家暴有關部門間的協助配合有待加強，一些個案中出現法院、民政、公安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缺乏主動作為，互相推諉卸責的現象，致使家暴案件的處理效果不盡人意。

近兩年，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主動作為，受到了群眾的好評。比如，湖南省公安廳會同省婦聯、省高級人民法院共同公布了《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誡制度實施辦法》，四川省公安廳出臺了《公安機關打擊處理家庭暴力違法犯罪執法細則》，規范了家庭暴力警情的處置過程，維護了受害人權益，取得了可借鑒的工作經驗，為出臺全國性的關於妥善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規范性文件，提供了良好的時機和實踐基礎。

全國婦聯建議，公安部盡快研究制定有關實施細則或意見等，內容可包括： 一是規定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置程序和具體要求；二是統一制定家庭暴力告誡書的基本范本，並納入警務執法辦案平臺，辦案民警可以直接在系統中制作、報批《家庭暴力告誡報告書》；三是將家庭暴力案件作為一個單獨的案件類別納入到公安機關的統計系統。

關鍵詞三：性別歧視

前段時間，雲南省某醫院在招聘中規定“男性畢業生可考慮優先錄用”引起了爭議。在招聘錄用中類似的性別歧視現象時有出現。“近半數（49.1%）的用人單位在招聘中關注應聘者的性別和婚育狀況。”崔郁說，招聘性別歧視增加了女性找工作的難度，減少了女性就業機會，降低了就業質量。據“女大學生就業狀況與問題調研”課題組發現，性別因素增加了女大學生就業搜尋行為的次數，延長了就業搜尋的時間，增加了就業搜尋的成本；女大學生投簡歷的份數和參加面試的次數明顯多於男大學生，獲得錄用的機會卻相對更少。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趙東花以全國婦聯名義，提交關於建立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機制的提案，建議由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相關人員組成專門機構，按照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念以及一定的技術標准，對法律政策的制定、實施及效果進行審視，通過評估法律政策直接或間接對男性與女性產生的不同影響，使法律政策在制定及實施過程中做出必要調整，減少直至消除性別不平等。

“建立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機制”的提案中建議，一是成立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的專門機構。由全國人大法工委或者國務院法制辦牽頭，聯合相關部委、群團組織和相關專家學者成立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諮詢評估領導機構和具體工作機構，並制定相應的工作規則。二是明確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的范圍和標准。制定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指南等文件，明確將哪些法律政策納入評估的范圍，以及依據什麼樣的標准來評估法律政策對男女兩性的不同影響。三是確立法律政策性別平等評估的程序。制定法律政策性別評估等評估的操作程序，明確性別平等評估的發起、實施、反饋等程序規則以及各相關主題的責任，確保性別平等評估機制的落實和實際效果。

“鼓勵用人單位平等招錄女職工。”崔郁建議，參照大學生、殘疾人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社會保險補貼和稅費減免政策，研究並制定對僱傭女職工超過40%的用人單位給予適當稅費減免政策；對用人單位為女職工在產前檢查、哺乳時間和產假崗位替補中支付的工資以及為產假期間女職工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等給予財政補貼，以切實減輕用人單位生育成本負擔，鼓勵用人單位更多招錄女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