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裝假茅臺、小作坊生產假冒名牌、假冒名牌運動鞋出現“專賣市場”……雖然各地對此類作為嚴厲打擊，但新案例仍時有所聞。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建議完進一步善立法，降低制售假貨入刑門檻，引入懲罰性賠償，重拳嚴打制假售假，讓制售假貨者“傾家蕩產”，築牢打假的“防火牆”。

線上線下合圍 對制售假貨不留情

“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已在全社會取得共識：遏制假冒偽劣蔓延，不僅是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也是產業轉型昇級的內在要求，更對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有著深遠影響。

針對制售假貨亂象，線上線下共同發力，合圍打擊。2017年12月，公安部開展了為期2個月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春雷行動”，特別針對屢打不絕的地域性造假等頑疾展開集中整治。2017年，阿裡巴巴關閉24萬個淘寶疑似侵權店鋪；向司法機關提供線索，協助抓捕涉案人員1606名，搗毀窩點1328個，涉案金額約43億元。

最高檢工作報告顯示，過去五年，廣東、四川、寧夏等30個省區市建成打擊侵權假冒執法司法信息共享平臺，起訴制售偽劣商品、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2萬餘人，是前五年的2.1倍。

據統計，過去五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侵權假冒犯罪案件13.57萬起，涉案總價值逾930億元，抓獲犯罪嫌疑人14.9萬名，先後打掉2200餘個跨區域、跨國境、產業化特大犯罪網絡。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將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決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讓問題產品無處藏身、不法制售者難逃法網，讓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安全。

打擊制售假貨面臨三大難題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雖然近年來打擊制售假貨違法犯罪取得顯著成績，但目前仍面臨制售假貨行為入刑門檻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等問題，加之制售假貨行為借助互聯網呈現跨國境跨平臺流竄等新特點，這些都給立案處罰、依法打擊制售假貨違法犯罪增加了難度。

有關專家認為，當前懲治假貨的刑罰模式中，“唯數額論”的定罪標准容易給制假售假分子留下惡意規避法律制裁的空間。

按照刑法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假貨類犯罪的定罪標准，為三萬或五萬元的金額。而制假者通常會通過貨物、商標分離，分散生產、售前組裝，訂單化生產假貨而不囤貨等方式，減少被查獲的假貨貨值，規避刑事風險。

同時，互聯網時代，制售假貨的犯罪產業鏈呈現分散化趨勢，越來越多的假貨跨平臺跨國境流竄。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認為，跨平臺跨國境的制售假貨行為還存在取證認證難、監管滯後造成的定罪量刑難、線上線下供應渠道多發帶來的刑事電子證據認定難，這些因素提高了執法成本，給打假帶來了新挑戰。

朱征夫說：“現行刑法對‘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規定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到七年。現實中存在著制售假貨犯罪的收益增長了，但本法條未曾修改的現象。”

對制售假貨“零容忍”

多位代表委員建議，通過完善立法，加重刑罰，降低制售假貨入刑門檻，引入懲罰性賠償等舉措，築牢打假的“防火牆”。

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應在適當時機啟動對有關制假售假的刑法修改，降低制售假貨入刑門檻，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並加大對制售假貨人員的經濟懲罰等。

有關專家建議，治理假貨要多管齊下，可將“多次制假售假”“受過行政處罰後又制假售假”等情形也作為定罪標准，同時把假貨類犯罪的金額標准降低。

專家建議，增強刑罰的威懾力並健全非刑罰性的配套法律措施，比如明確設定適用緩刑的條件以限制適用緩刑；設立更高的懲罰性賠償措施，以經營額為計算基准，實現“一次造假、終身負債”的經濟制裁等。

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互聯網時代制售假貨犯罪的隱蔽手段層出不窮，亟須制定適應網絡交易新形勢的法律法規，對新興網絡平臺（包括社交平臺）上涉及制售假貨行為的不同情況出臺明確、可操作的規范和標准。

還有一些代表委員提出，建立“黑名單”制度，將制假售假者從市場生產活動中徹底排除，並通過限制其銀行貸款，實行乘坐飛機、高鐵等信用懲戒讓其得不償失。

全國人大代表張兆安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出的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將有助於進一步推進市場監管綜合執法，加大源頭打擊制售假貨行為的力度，加強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讓人民群眾買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