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十九大報告指出：“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建設覆蓋紀檢監察系統的檢舉舉報平臺。強化不敢腐的震懾，紮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在《憲法》修正案通過之後，制定一部對國家監察工作起統領性和基礎性作用的法律，有利於加強黨對反腐敗的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在法治軌道把反腐敗引向深入。制定《監察法》是對依法反腐偉大實踐的理性總結，是對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有益借鑒，對國際反腐敗具有引領作用，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制定《監察法》是依法反腐偉大實踐的理性總結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是中國共產黨鮮明的政治立場，是黨心民心所向。我們黨高度重視反腐敗斗爭，無論是在革命斗爭歲月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不懈地推進反腐敗斗爭，全力以赴確保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黨和國家在反腐敗斗爭方面推出了許多全新的反腐敗重大舉措，以壯士斷腕之氣，以雷霆萬鈞之勢，以重典治亂、猛藥去?之舉，掃蕩了巨量的腐敗存量。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紮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與此同時，黨中央決策部署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有序推開，目前，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已經全部組建成立。依據《憲法》修正案制定的《監察法》，以國家立法的形式，賦予監察委員會必要的法律地位，明確監察機關的調查權限，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形成的新理念新舉措新經驗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解決了我國反腐敗實踐中存在的監察范圍過窄、反腐敗力量分散、體現專責和集中統一不夠等問題。比如《監察法》草案規定：國家監察工作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強化監督問責，嚴厲懲治腐敗；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加強法治道德教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長效機制。這些正是我黨領導反腐敗斗爭、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精髓所在。尤其是《監察法》草案規定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並規定嚴格的程序，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法治難題。因此，可以說，制定《監察法》是依法反腐偉大實踐的理性總結，有利於鞏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果，保障反腐敗工作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制定《監察法》是對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有益借鑒
中華民族在長期法制實踐中，形成了許多優秀法律傳統，總結了大量可資借鑒的法制經驗。我國歷史上一些強盛時期非常重視發揮監察制度職能。秦朝由御史擔當專職監察官，這標志著中國監察御史制度的創始。我國古代監察制度在提高國家機器管制效能、加強職官監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包含有不少權力制約制衡的科學舉措。比如，監察權由最高權力產生並對其負責、監察機構設置獨立嚴密、賦予監察機關較大監察權限、確保監察權獨立行使、實現監察對象全覆蓋以及對監察機關實現嚴密監督制約等。以唐朝為例，唐代形成“一臺三院”的監察體制，其中御史臺是獨立於一切機構之外的監察機關，既是中央監察機關，又是三大司法機關之一，掌管糾察、彈劾百官違法之事，同時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唐六典》記載，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正朝儀”，對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行政、司法等一切事務無所不察。對此，德國前總統、法學博士羅曼·赫爾佐克在其《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一書中指出，中國歷代國家比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都更多地對自己的官員進行監督，這樣一種監察在所有的國家都是必要的。這次監察體制改革確立的監察制度，源自於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制度文化。《監察法》草案規定，監察機關對六大類進行監察，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草案規定，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乾涉。又比如，草案賦予了監察機關履職需要的相應權限意義，比如有權依法采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檢查等措施，依法行使留置權，依法采取技術調查、通緝、限制出境等措施,以及依法要求有關機關協助執行等。這些一方面服務和服從於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一定程度也是對中國歷史上監察制度積極因素的借鑒，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制定《監察法》對國際反腐敗具有引領作用
腐敗是當今世界各國都無法繞開的一個共同問題,反腐敗是當今全球治理重要議題之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采取的反腐敗舉措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其他國家和政黨解決腐敗問題、走出困境提供了新視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歷史性重大貢獻，在國際上產生了越來越深遠的影響。今年1月召開專門討論反腐敗主題的非洲聯盟峰會上，不少非洲國家紛紛把目光投向中國、尋求借鑒。西班牙、越南、柬埔寨等國的執政黨也紛紛學習借鑒我國的反腐敗實踐。在深化監察體制改革過程中，黨中央首先提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立監察委員會，並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和監察權。接著，通過《憲法》修正案，對監察委員會作出專門規定。隨後，審議監察法草案，將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納入國家機構體系，明確監察委員會由同級人大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在立法技術方面與時俱進，充分體現了時代性和科學性。比如草案規定，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草案還對反腐敗國際合作專門作出規定，國監委負責組織反腐敗國際條約實施工作，統籌協調與其他國家、地區、國際組織開展的反腐敗國際交流、合作；組織協調有關方面加強與有關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在反腐敗執法、引渡、司法協助、被判刑人的移管、資產追回和信息交流等領域合作。又比如，按照“打鐵必須自身硬”的要求，規定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必須接受人大監督、強化自我監督，以及規定監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國家賠償責任。總之，《監察法》體現了非常先進非常科學的立法水平。可以說，以制定《監察法》為縮影，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偉大實踐和成就，在全球范圍內破除了對某些固有反腐理念和路徑的依賴，貢獻了人類歷史上反腐敗的全新模式，具有國際引領作用，世界意義彰顯。
(作者為深圳市紀委宣傳部部長、社科院法學博士後、深圳大學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