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李希閔

　　出生時間：1926年5月

　　當年住址：天津市南開區二緯路耀遠裡

　　現住地址：天津市南開區鞍山西道學湖裡

　　七十年前，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平津戰役打響。一張城防工事圖，成為解放軍能否順利攻入天津城的關鍵。為了這張圖，一群地下工作者打入國民黨政府機關內部，用膽識和智慧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今年92歲的李希閔老人，是當年天津解放戰爭的親歷者，見證了這張城防圖的繪制。

　　測繪天津市地形全圖

　　七七事變後，我們從老家遷入天津。1946年3月，我進入天津市政府地政局的測量隊工作，是最低級的職員，工資每月60元，負責圖紙的編號、登記、保管、借還工作。測量隊的工作人員大多數為剛從中學畢業的人員，因為家庭困難沒錢上大學，不少人准備在測量隊工作一段時間，湊夠學費後再去上學。這些學生思想單純，比較傾向於新的思想，對國民黨的頑固和腐敗非常反感，經常參加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游行，我作為進步青年也曾經參加過。

　　當時人們的生活很困難，很希望過上新的生活，盼望著解放。但是國民黨當政者，天津市市長杜建時、警備司令陳長捷堅決要跟解放軍對抗。1947年秋，國民黨決定在天津設防，需要一份新的地形圖，當時僅有1934年的地形圖，需要重新繪制一份1947年的地形圖，因此組建了一支天津地形測量隊。最後，在地形測量隊隊長周炳章的帶領下，繪制出一份天津市地形全圖，比例尺是一萬分之一。這張珍貴的地形全圖是自1934年以來唯一的比較真實的天津地形圖。根據這張地形圖，國民黨按照東西窄、南北長的天津城市特點，設計並修建城防工事，開闢了一片城防以外3000米的無人區，用汽油彈把附近民房全部燒毀。我位於紅橋區前園的家就在此時被燒毀。地形圖繪制成功後印制了許多份，先交到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後又交到天津工務局。地形全圖的原圖上交後，僅留三張放在測量隊用於對外借閱使用，借閱工作由我負責。

　　正是由於工作的關系，我有幸見到了這張天津地形全圖。其間有許多人來借閱這張圖。我記得，借閱時間最長的是和我最要好的於元?，他經常給我宣傳進步思想，勸說我趁年輕要多學習。一次，我的同事結婚，參加婚禮後大家一起打牌，於元?見了，把我叫出來，囑咐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胡混上。當時我意識到，我這位同事可能是一名地下黨員。

　　地下黨智取城防圖

　　1948年初，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攻城，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把國民黨軍的重要軍事設施和兵力部署情況摸清楚，需要弄到天津地形圖和在此基礎上繪制的那張天津城防工事圖。經過慎重考慮，天津秘密情報員王文源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當時在國民黨天津工務局第八段工程處當監工的地下黨員麥璇琨。

　　為了核實情況，麥璇琨利用測量、繪圖的機會，對每個碉堡進行一個點一個點的放線測量。在他隨後繪制的城防圖上，不僅有完備的城防線，還有碉堡的坐標和准確的位置；圖上附有土牆的橫斷面圖，標明護城河的上口、下底、深度、兩幫坡度及堤?的高度、頂寬、內外坡度以及人行道、交通壕等詳細尺寸。他還在空白處畫了各類型碉堡的立面圖，標明碉堡的高度和槍眼的位置；平面圖標明碉堡的形狀大小及出人口；斷面圖標明其結構、磚牆的厚度、高度、砂漿的配比和鋼筋混凝土頂的厚度、混凝土的配比，鋼筋的配置以及槍眼的尺寸等。為了使城防工事和市內的道路、交通、建築物銜接，他還在城防圖上依照比例畫出了街道、鐵路、河流、堤?、橋梁等設施。這份圖紙，城防、街道、橋梁等設施一覽無餘，清清楚楚，軍事價值極高。經過炎熱的夏天，圖紙於9月底完成，由麥璇琨直接送交給王文源。

　　城防圖繪制完成後，又出現了一個難題：該圖由多段組成，面積很大，目標太過明顯，因此很難帶出天津城。很快，他們想到了辦法一一王文源通過地下黨員劉鐵淳，找到以開照相館為掩護的康俊山。他們連夜操作，將地圖拍照縮成了一張相片，擱在藥水裡衝洗，圖便看不見了。再拿藥水處理一下，便能恢復原樣了。經過巧妙的縮拍和化學處理，照片被裱糊在兩張12寸的老年夫婦照片後面。接下來，護送城防圖的重任就落到在西窯窪以修自行車為掩護的地下交通員趙岩的肩上。對於當時戒備森嚴的天津城來說，要想把圖帶出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趙岩還是巧妙地通過了關卡，馬不停蹄地連夜趕往解放區平津前線指揮部，最終找到了接頭人，順利完成了護送圖紙的任務。

　　因為負責借閱地形圖，我經歷了一次險情。1949年1月7日，有姓劉的特務找到我，詢問圖紙的借閱情況，質問我誰借閱的時間最長。我知道，如果說出於元?借閱時間最長，就會暴露我黨的地下黨員，使他們陷人險境，所以就推說記不清了。特務當即凶相畢露，掏出手槍，責令我三天之內說出實情，否則將我抓到特別刑事法庭（簡稱特刑庭）。這個特刑庭專抓進步學生和青年，有進無回，位置在現今的鞍山道長城賓館那兒。特務限期的三天之內，恰巧遇到地政局發生變動，地政局歸人財政局，12月16日測量隊撤銷。1949年1月2日，新成立地政處，因政局混亂無暇再顧及此事，我就這樣幸運地躲過一劫。

　　地下黨員繪制的城防圖，為解放軍的炮兵提供了目標。天津戰役打響後，解放軍數以萬計的炮彈傾瀉到敵人的陣地上，其准確率之高，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極大減少了解放軍的傷亡和城市的破壞程度，使經過戰爭洗禮的天津城，除中紡七廠、正中書局等處受損外，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天津老百姓興奮地說：“解放軍的炮彈就像長了眼睛。”解放後，時任平津戰役天津前線指揮部司令員的劉亞樓回憶這段往事時，高度評價了地下黨的工作。他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麼位置、敵人在哪兒、碉堡在哪兒、天津周圍的情況等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地下黨對天津戰役的貢獻是很大的”。

　　經歷解放那一天

　　解放天津的戰事是從1月14日早晨打響的，那天上午，我還跑到壽安街18號，那是1月1日剛剛恢復的天津市政府地政處去領取最後的一次工資和所謂的“應變費”。9點左右，負責財務出納的白九皋從市民銀行（今和平區四面鍾附近）打來電話，說那邊已經有炮彈落下，中原公司（今百貨大樓）對面的正中書局正在燃燒，勝利橋（現在的北安橋）是否好過還說不定。這個電話讓等候發工資的人們騷亂起來，質疑白九皋想攜款潛逃，在混亂時這是難免的。處長李雨蓀一方面勸撫等候領錢的人們，一方面派了兩個人（可能是孟廣中和趙光宇）去接應，終於“保護”著白九皋把錢拿到壽安街，大家這纔放心。而那位新到任的處長李雨蓀非要讓大家排隊領錢，他說要“見見”每個人，實際上是讓大伙認認他。這樣一來，發錢的速度就慢了，到我領到錢（當月的工資和六塊銀元）時，已經快到十一點了，這時突然有些炮彈打到建國道金湯橋附近，把建國道上的聚興和藥店門前一輛裝有彈藥的卡車打著起火，爆炸震得地政處房內的電燈線不住的搖晃，這纔阻止了李雨蓀的“相面”趕緊把錢發給大家。領到錢後能回家的趕緊跑回家，不能回家的只能在院內徘徊，直到夜晚還有28個人沒能回家，躲在地下室裡，地下黨員於元?也在其內是他慰護著這些人度過那個歷經風險的一晚。

　　領到錢後我趕忙往家跑，當時知道金湯橋已經不能走，電車已經停駛，曾經有人冒險走到建國道壽安街口，就看到被炸死的人和不知從哪裡“飛來”的一條人腿，嚇得跑了回來。既然此路不通，我只好冒險走勝利橋，還算萬幸，雖然中原公司那邊濃煙滾滾，海河岸邊一片混亂，我還是戰戰兢兢地過了橋，從北安道往南走了一小段路轉進往西的一條小街（這條街的路很窄，沒有路名，往東與北安道相隔是遼北路），然後轉到東南角，走到南馬路時馬路上已經沒有行人。當我走到南門東快到市法院對面時，就看見從西南角方面撤下來的傷兵，有的被人攙著，有的坐著搶來的人力車，向這邊走來，而設在東南角的那個大碉堡裡的人竟以機槍向空中掃射，阻止傷兵的潰退。槍聲中的我站在馬路上不知往哪裡躲，忽聽背後有一位大娘喊我“快從這邊進來”，於是那位好心的大娘把在胡同口為“應變”而安裝的木柵欄門打開，把我拉了進去，然後趕緊把門鎖上。這樣我纔走進了與南馬路平行的官溝街，轉到南門外大街，走過菜橋子，到了南開二馬路，通過元善裡走到我家所在的耀遠裡，這時已經是下午3點了，母親早就焦急地在那裡等候，看見我回來了，流著眼淚把我拉回家。

　　當天晚上，全市都已停電，只能點起蠟燭，槍炮聲很激烈，炮彈射出後發出的哨音不斷從我家的上空掠過，可以看到一條條明亮的曳光線。說實在的，大家都知道這是必有的一幕，反而沈靜下來。從大彎兜（現在的長虹公園一帶）傳來的像開了鍋一樣的機槍聲響成一片。差不多到深夜兩點多鍾，槍聲停止了，我們和衣睡到天亮，打開屋門，看到窗戶的玻璃破碎了幾塊，掛在窗內的毛毯（防彈用）上留有幾塊碎玻璃和幾處沒打透的彈痕，我家與二馬路鴻源裡相隔的高大的封火牆上站著幾個戴著黑色毛皮帽子的解放軍，耀遠裡胡同口也站了幾個解放軍。遠處還不斷傳來槍聲。到下午，局勢已經大定，站在胡同口和牆上的解放軍也撤走了。南華路（今二緯路）上已經有了行人，我也走過去，看到鳳儀裡胡同口東邊的一所大房子門前有一顆紮人地面三分之一的炮彈，從長度估計約有100公斤，由於沒安裝引信所以沒有爆炸。這就是說解放軍向市內發射的炮彈是有准確目標的，凡是為了炸掉守軍設施的纔會爆炸，有意不裝引信的炮彈是為了震懾敵軍。經過一天一夜的驚慌，天津人開始安定下來，迎接解放了。（津雲新聞編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