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祖國同齡，祖國培養教育了我，讓我這個村兒裡長大的娃娃，成為了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1974年初春，清晨的朝陽如約而至。在大畢莊村當耕讀老師的我，與往常一樣正准備進入教室，被村乾部大聲地喊住，“寶成，學東書記找你有要緊的事，讓你趕快去一趟。”我二話不說，大步流星地趕到大隊部。大隊書記李學東手捧著煙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寶成啊，咱們村想成立個廣播站，你的文字基礎好，嗓音厚實，又年輕，經村裡40個生產隊長研究決定，由你擔任這項工作，你要不負眾望啊！”就這樣，在領導的信任和鼓勵下，我走上了廣播之路，一乾就是40年。

　　當時，村廣播站原址設在了村內大廟前殿的一間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一臺750W的擴大器，麥克風上包裹的紅布格外耀眼。32個廣播大喇叭覆蓋了全村各個角落。我的工作主要是每天6：30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7點轉播東郊區廣播站的有線廣播節目，8點轉播大畢莊公社的有線廣播節目，8:30結束。下午5：30轉播天津人民廣播電臺的對農廣播《津沽大地》節目，6點重播區、鄉的有線節目。為保證傳輸信號的暢通，我每周騎著自行車在村子裡走一圈，巡查信號的音質、節目的音量。有了信號的保證，村民們可以聽到中央臺、天津臺、區級站和社級站的聲音，我想如果能聽到村裡本土的節目，這不就是一個五級宣傳陣地嗎？很快，我的提議得到了村領導的肯定。我開始揣摩節目的編輯方法、特點、思路，練著采寫新聞專稿和編輯各類節目，並錄成音頻節目。在大畢莊公社廣播站播音員張玉叔、李玉蘭兩位老師的幫助下，我們的節目不僅有像模像樣的開始曲，還有節目預告和結束語。開始曲《喜洋洋》歡快接地氣，村民們喜歡聽，也成為了村級廣播站節目的標識。

　　我深知本土節目重在符合本村百姓的需求，於是我開始嘗試記者工作。幾十年來，我利用廣播配合村內的計劃生育、鄉風文明、村容村貌、征兵和農業病蟲害防治等項工作。其中《大畢莊村民看病不出村》《大畢莊農民退休金上調幅度大》《大畢莊村獨生子女戶住房領先》等百篇消息、通訊分別被區級站和市級報社采用。

　　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中葉，我們村一直是天津市蔬菜生產的優質區，曾獲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頒發的國務院獎狀。為更好地服務天津和北京市民，我村在全市率先搞起了大棚蔬菜種植，吸引了鄰村和外地村民參觀學習。在村級廣播中，我根據時令的變化，有針對性地介紹西紅柿、白菜等蔬菜的具體操作和農藥使用等知識，還與市廣播電臺聯系，請來了專家現場指導，使我村的大棚種植水平上了新臺階。

　　村民們越來越關注本村的廣播節目。一位村民對我說：“寶成，你在廣播時發音有不准的情況，你把計劃生育條例（li?）念成計劃生育條例(lie?)了。”這事兒對我觸動很大。學習永無止境，我自費買了新華字典、漢語成語詞典，每天用一個小時專門進行文字學習和播音技巧的練習。錄音結束後，我反復聽，不滿意就重新錄，直至滿意為止。後來，我還開辦了音樂點播節目，村裡大爺、大娘們邊曬太陽，邊點播節目，其樂融融。這種融新聞性、政策性、知識性、娛樂性於一體的廣播節目，深受群眾歡迎。

　　時任區級廣播電臺臺長張啟娟這樣評價我們：“一個村級廣播站能365天堅持轉播上級臺節目，就已實屬不易，還能有自辦節目就更屬難得，特別是把中央、市級、區級、社級和村級五個級別的節目連起來播放，形成一個拳頭，具有強大震撼力，這在全區、全市乃至全國都尚屬罕見。” 我村的節目是全區唯一的一個村級廣播節目，這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和動力。

　　不論是春夏秋冬，還是酷暑嚴寒，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一萬四千六百天，無休無假。妻子問我：“你每天起早貪黑的，到底為個嘛？”“不為嘛，有錢難買我願意。”倔強的我深知妻子是懂我的。

　　記得有一年，鄰居家在原址上翻蓋新房子，我家的西房山緊挨著他家的東房山，他家起完地基後，就在當天深夜發生了可怕的一幕。正在熟睡的兩個妹妹，突然被西房山??裂的聲音驚醒，“不好，房山要塌。”當姐妹倆跑出的瞬間，房山倒在了鄰家的地基上。聞訊，趕來的鄰居們紛紛議論，叫他家包賠損失。我沒有爭辯，妻子則默默地請來岳父，幫我蓋房子。村裡人認為蓋房子是比娶妻生子都重要的大事，而妻子正是理解我，支持我，為了不讓我休班，纔叫來了老父親幫我們的。家裡的事，妻子從來沒有讓我操過心。

　　農轉工，是那個年代人們心裡的熱盼。幾十年來，我多次放棄了這樣的機會，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村裡最後一次農轉工的單位是天津第二煤制氣廠。弟弟妹妹勸我，要抓住機會。母親也勸說：“以前的多次轉工，你放棄，我不攔你，但這次不行，你年齡越來越大，也要為孩子們考慮。”母親的話是有道理的。父母因工作的原因和弟弟妹妹們一直生活在市區，因為我自小跟著爺爺奶奶在村裡長大，父母覺得虧欠我，所以多年以來，我的任何決定他們都是支持的、尊重的。但這次，母親卻著急地說：“你再不轉工，我就不認你這兒子。”我開始動搖了，心想當了工人，我還能找到自己嗎？可是不轉工，作為家中的長子，又愧對於父母、妻子和孩子。村書記王琪對我說：“雖然廣播站需要你，鄉親們需要你，但是只要你想好了，村裡就不再耽誤你。”幾經徹夜難眠，我想只要廣播陣地需要，只要鄉親們需要，我就永遠不離開我深愛的廣播工作。這是我40年的誓言、踐行和堅守。

　　如今已進入網絡時代，大畢莊村廣播站已完成歷史使命，成為我的美好回憶，因為它伴我走過了最激情滿懷的歲月，向村民們傳遞了滿滿的正能量。現在雖已年逾七旬，面對廣播工作我依然沒有人生遲暮的感慨，只要廣播不老，我依然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