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

　　出沒於雕梁畫棟；

　　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蘿花，

　　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的是復旦教授鍾揚，有很多頭銜和成就，他是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西藏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發表論文200餘篇，獲國家發明二等獎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三次……但他更願意稱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學家，一名來自上海的援藏教師”。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為民族地區乾部授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鍾揚53歲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為未來收集種子

　　說起鍾揚的傳奇人生，與之相識30多年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南蓬向記者打開了話匣子，他15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後從無線電專業轉行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短短幾年就站上這一領域的學術前沿；33歲時已是一名副局級乾部，前途一片大好，卻毅然放棄所有職級待遇，來到復旦大學做一名普通教授；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30餘年，學術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裡，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幫助和推動了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專業從“三個沒有”：沒有教授、教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申請過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到創造一個又一個“第一”，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高寒缺氧，氧氣含量不足內地的50%，晝夜溫差高達45攝氏度，鮮有植物學家敢於涉足。但自從2001年第一次到西藏考察開始，鍾揚與西藏結下了16年的不解之緣。有的人不理解：一個復旦大學的著名學者，為什麼要跑到邊疆搞科研？

　　原來，鍾揚在復旦大學重建生態學科的工作中越來越意識到，許多物種在消失，保存種質資源作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工作，對於國家發展、人類命運意義非凡。2001年，鍾揚第一次來西藏考察，就被這裡的自然生態和高原植物深深吸引。在青藏高原，有近6000個能結種子的高等植物物種，佔全國的18%，卻從來沒有人進行過徹底盤點和種子采集。其中2000種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於氣候變暖，環境破壞，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搶救性收集記錄迫在眉睫。種質資源事關國家生態安全，事關整個人類未來。如何把青藏高原這個最大的生物“基因庫”真正建立起來，是鍾揚執著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標。

　　作為中國植物學家，鍾揚立誓，要為祖國守護植物基因寶庫；作為對人類負責的植物學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樣性不斷遭到破壞的當下，為人類建一艘種子的“諾亞方舟”。

　　這個想法，終因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結緣成為現實。自此，鍾揚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雙肩包，帶著學生開啟了為國家收集種子的征程。

　　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想象，經常七八天吃不到熱飯。鍾揚和學生們餓了啃一口死面餅子，渴了就從河裡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纔扛餓，飢餓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牛皮搭的帳篷，因為嚴重缺氧，煤油燈很難點亮；冬天，蓋三床被子也無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臉要先用錘子砸開水桶裡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襲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窩窩裡，車子曾被峭壁上滾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應差不多有17種，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每次我都有那麼一兩種，頭暈、惡心、無力、腹瀉都是家常便飯。不能因為高原反應，我們就怕了是吧。科學研究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鍾揚這樣說，開玩笑般的“輕松”。

　　他們追蹤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處發現了“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的嶄新生態型；他們采集的高原香柏種子裡，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並通過了美國藥學會認證；他們花了整整3年，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國家一級保護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記在冊，建立起保護“數據庫”；他們揭示了紅景天、獨一味、藏波羅花、墊狀點地梅、西藏沙棘、山嶺麻黃、納木錯魚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對環境的分子適應機制；他們的“雜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意味著，萬一全球氣候發生變化，乾旱缺水地區也有機會讓農業“平穩著陸”；他還帶領團隊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種紅樹林，創造了世界引種最高緯度，為上海海岸生態保護打造了新的屏障……

　　16年來，鍾揚和學生們走過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艱苦跋涉50多萬公裡，累計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近西藏植物的五分之一。他的理想，是在未來10年間，收集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許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鍾揚（右一）與學生們在西藏

　　為西藏埋下的科研種子

　　“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鍾揚說，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全心澆灌就會開出希望之花。這些年，除了為國家收集植物種子，鍾揚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愛的“種子”——學生。

　　很多鍾揚的同事原本是他的學生，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南蓬就是其中之一。相識三十多年，對於南蓬而言，鍾揚一直是亦師亦友的存在。來到復旦之前，鍾揚曾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擔任副所長，當時南蓬在科研處，她回憶：“有一天我跟他說，我想繼續深造，其實當時只是想報考碩士研究生，但他卻勸我，要直接讀博士。於是我就去讀了博士，之後又來復旦做了他的博士後，再之後就留到復旦任職，這一步一步，都是鍾老師鼓勵我的。在我迷茫不知方向的時候，鍾老師總能給我很好的建議和幫助。當我覺得特別無助時，他總能給我提供力量。”南蓬說，這不只是於她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講，鍾揚像一座燈塔，照亮了很多人的前路。

　　鍾揚在學生眼裡不僅是一個學術嚴謹的老師，更是叡智幽默的人生導師，他從不講大道理，而是潛移默化地教授學生如何進行抉擇。南蓬始終記得鍾揚老師曾給她講過的小笑話，雖然表面看是個活躍課堂氣氛的笑話，背後卻蘊含著如何在論文寫作中埋下懸念、理清思維、引起讀者的興趣等等道理。由於經常進行科普宣講，他總結出一套給公眾講科普的好辦法：“首要一條就是永遠‘讀者第一’，在策略上要遵循‘水果販子’原則，把最吸引人的東西放在最前面。只有先把人們吸引進來後，你纔有機會給大家講故事，帶著大家一起深入學習和探索。”

　　在同事的記憶裡，他是與時間賽跑的人。南蓬回憶，鍾揚總是往返於西藏與上海，他的一天往往是這樣結束的，在復旦下班以後，他搭乘傍晚飛機，半夜到達成都或西安，住在機場附近的酒店或有時就在機場候機廳稍作休息，第二天早上搭乘第一班飛機到拉薩，九點就能趕到西藏大學上班。他的衣袋裝著很多小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待辦事項，每做完一項就用筆劃掉；他常在辦公室工作到半夜，鬧鍾固定設在凌晨3點，不是用來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點睡覺；他的隨身聽裡是請學生錄的藏語聽力教材，他說：“沒人規定援藏乾部要學藏語，但是用藏語，是表達尊重的最好方式。”

　　初始援藏，鍾揚打算作為科研者為青藏高原盤點植物“家底”。漫長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識到，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也許會對未來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再後來，他想把西藏大學的“造血機制”建起來，打造最好的平臺，把學科帶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學位授予權，我就不離開西藏大學！”來西藏大學第一天，全體大會上，鍾揚對全校師生拍了胸脯。那時的藏大，連碩士點都沒有。16年艱苦磨礪，鍾揚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申請到西藏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一個理學博士點，為藏族培養了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種質資源庫也建立起來了，負責人正是鍾揚的第一個藏族博士紮西次仁。

　　“在我的課題組裡，學生纔是上帝。”這不是鍾揚的一句玩笑話，在他的實驗室裡，每個學生做的都是最適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裡，每個學生都是一顆珍貴的種子。就像收集種子一樣，他用心培養，因材施教，期待他們長成參天大樹。鍾揚特別喜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纔尤其難，但培養好了，這些學生回到家鄉，就能成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十幾年間，他培養的學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雲南等西部省份。他說：“我有一個夢想，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事實上，鍾揚的視野從沒離開過下一代。“科學知識、精神和思維要從小培養，現在讓孩子們多一點興趣，說不定今後就多出幾個科學家。”

　　誰能想到，一個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的大教授，每個月卻堅持抽出兩天去中小學開科普課。多年來，鍾揚以巨大熱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建設，承擔了自然博物館500塊中英文圖文的編寫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譯著，每年主講30場科普講座。鍾揚，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專家。

　　鍾揚（左二）與學生們在上海崇明島采集樣本

　　種子精神播撒在大地

　　經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讓鍾揚的身體頻發警報。2015年5月2日，51歲生日當晚，他突發腦溢血，大腦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紅鮮血化作CT片上大塊驚人的白斑。

　　15天後，鍾揚出院了，連午餐盒都沒力氣打開的他，在學生攙扶下，拖著“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級臺階，“癱坐”在二樓辦公室裡。從這天起，他正式恢復工作。

　　從醫院出來，醫生給他規定了3條“鐵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藥，三是絕不可再去西藏。擔心鍾揚的人們“舒了口氣”：這個“鍾大膽”，可以在進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可這個對青藏高原愛得深沈的漢子，無論醫生如何警告，無論家人如何擔懮，終究沒“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進藏。我不去心裡就癢癢，好像做什麼事都不提氣”。

　　這時的鍾揚更有緊迫感了，他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時間，給西藏大學帶出一支科研隊伍。說起此時的鍾揚，南蓬流暢地敘述停了下來，仿佛每次都不忍回憶。“腦溢血之後我們都勸他保重身體，但是勸不住啊！”她的聲音帶著哭腔。

　　出院後，鍾揚仿佛按了加速鍵，更加爭分奪秒。不少人這樣評價鍾揚，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歲都做不完的事。

　　離開ICU剛半年，他又進藏了。

　　2017年9月25日，鍾揚在內蒙古工作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當人們把車禍賠償金拿給鍾揚家人，老父親堅決不肯收。他流著眼淚，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說：“這些錢是我兒子用生命換來的，我不能收。”最終，一家人決定，把鍾揚138萬元的車禍賠償金和利息全部捐出來，發起成立“復旦大學鍾揚教授基金”。2018年9月，來自復旦大學、西藏大學等高校的15位師生獲得鍾揚教授基金首批獎勵，以表彰他們在科研、公益、教育事業，特別是在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區的發展中做出的貢獻。他們中有援藏醫生，有赴藏支教的大學生志願者，有專門研究西藏植物領域的學者，他們沿著鍾揚教授開拓的漫漫長路不斷求索，繼續前行，鍾揚的種子精神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鍾揚“時代楷模”稱號。正是對西藏的眷戀，對高原植物學的熱愛，成就了鍾揚充滿激情、富於創造、敢於擔當的新時代科學家精神。鍾揚教授走了，但他的浩然之氣已經化作了美麗的藏菠蘿花留在西藏，就像他最愛的那首自己翻譯的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

　　出沒於雕梁畫棟；

　　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蘿花，

　　在高山礫石間綻放。（津雲新聞記者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