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做疾控人

1998年夏，張曉光從武漢大學畢業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曾毅院士實驗室工作，選擇做一名“疾控人”。那一年，他22歲。 

2003年春，SARS病毒肆虐。他選擇跟隨李澤琳教授團隊在全國最早獲批的P3實驗室，開展危險性極高的抗SARS病毒的藥物篩選工作。 

2005年夏，高致病性禽流感。由於當年有P3實驗室工作經驗的人員非常少，他又選擇承擔H5N1病毒的檢測、分離和培養任務。 

2008年春，汶川特大地震。他再次選擇成為赴四川抗震救災隊員，在理縣開展傳染病調查和水源污染狀況評估，全力保障大災之後無大疫。 

2009年冬，甲型H1N1流感。他依舊選擇與病毒賽跑，在承德市疾控中心確診了當地第一例甲流病例。 

2014年秋，西非埃博拉病毒。他已自然而然選擇，成為中國疾控中心第一批援外檢測隊隊員，在塞拉利昂負責埃博拉病毒診斷檢測任務長達2個月。 

2020年1月31號，張曉光作為中國疾控中心派駐湖北黃岡檢測隊的隊長，肩負著疾控人的職業使命又出發了。這一年，是他選擇做“疾控人”的第22年。 

疾控人做選擇

張曉光是家裡的“老疙瘩”，上面還有哥哥和姐姐，妻子是檢驗科大夫。家中父親年事已高，近來身體每況愈下，但老人始終非常理解子女。歷數多次執行應急任務，家人永遠是他最堅實的後盾、最充足的底氣。疾控人的使命所在、責任擔當，也源於疾控家屬們的無私奉獻和默默付出。

今年疫情爆發以來，老父親生怕兒子因為自己身體不好有所顧慮，多次反復叮囑：“家裡有你哥哥姐姐，你是疾控人，國家現在需要你們，要爭取早點把疫情控制住。這種時候，你們不衝，誰上？”父親說到了張曉光的心坎兒裡，他早已坐不住，因為作為疾控人，他深知疫情就是命令，他像往常所有時候一樣，第一時間主動請戰，收拾行裝隨時待命。

誰知大年初二清晨，父親突然腦梗，當時就昏迷了。他迅速趕到醫院，和哥哥姐姐一同陪父親檢查、治療，隨後的幾天，他就醫院、單位兩頭跑，這期間他幾次話到嘴邊卻又咽了下去。終於，還是姐姐先開了口：“曉光，我和你哥都在這，如果需要去一線，你就放心去，好好乾，不許給疾控人丟人！”就這樣，1月30日下午，張曉光作為中國疾控中心派駐湖北黃岡檢測隊的隊長，肩負著疾控人的職業使命，帶著家人的囑托，又一次出發了。但直到臨行前，父親也沒能恢復意識、沒能睜眼再看看他……

實驗中，他是專業的檢測專家。由於當地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尚在建設中，所以起初他不讓任何隊員進入實驗區，而是自己獨自去考察，冒著暴露風險做了諸多類型實驗，力求排除任何一絲生物安全隱患。“勇於擔當、敢為人先”是隊員們對他的一致評價。

生活中，他又是心細的疾控前輩。他記得每一位隊員的生日，會悄悄地准備生日祝福；當隊員情緒緊張時，他會講故事、說笑話活躍工作氣氛，被稱為“團隊之光”。他還給隊員們安排輪休，關心關注每位隊員的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健康，但卻從未看他給自己放一天假。

任何時候，他還都是盡職的工作隊長。他始終是團隊中實驗任務最重、工作時間最長的人。由於絕大多數隊員是第一次參加應急實戰，他幾乎是手把手傳授經驗、悉心教導，他說“我要帶領團隊完成好檢測任務，更要帶著所有隊員平安回家”。

隨著生物安全標准化、實驗操作規范化、隊員之間默契化，黃岡日均檢測量也達到了之前的300%。張曉光以為一切都會像曾經所有次一樣，只需不辱使命完成任務時，2月7日下午，他的哥哥張曉軍卻接到了父親的病危通知，而當天，他本人卻又因深夜纔離開實驗室，錯過了哥哥的那一通糾結後的告知電話。原來從二月初老人病情就逐漸加重，哥哥姐姐深知做病毒實驗就像在走鋼絲，不能有絲毫分心，所以一直沒有告訴他。但面臨病危狀況，哥哥姐姐商議後決定還是得讓弟弟知道。2月8日早上張曉光纔知曉這一消息，姐姐以為弟弟足夠理智，卻不知千裡之外的錚錚漢子，臉上早已被寫滿無力和痛苦。那如何？也得噙淚抉擇。

想著12人的檢測團隊剛步入正軌，想著每日高強度的檢測任務，想著隊裡既有55歲的前輩，又有一半數量的85後——這次由哥哥來打破沈默：“爸和你走的時候一樣，都是昏迷，況且你回來也還得隔離，我們護家、你去保國吧。相信如果問咱爸，他也會希望你做疾控人該做的事、盡疾控人該盡的力。”姐姐也跟著說：“是啊曉光，你保護好自己，更要帶好隊伍，姐還是那句話：不許給疾控人丟人！”上四年級的小侄子還寫了一篇作文，題為《我的二叔》，“二叔，我們全家以你是疾控人為榮，加油！”這就是張曉光和他家人的選擇，選擇在內疚中牽掛，選擇在痛苦中堅守，選擇一次次與病毒針鋒相對，選擇守護更多人的生命健康。他自己或許都沒有想到，在22歲時的選擇，一做竟就是22年。

這些年，張曉光一直在努力，與他一樣的千千萬萬疾控人也一直在前進。他的每一次選擇，都是“疾控人”共同且必須的選擇，因為每一次危險逼近，疾控人都未曾缺席、都竭盡全力。

山河無恙、人間皆安，向每一位“逆行而上”的疾控戰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