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由於人口集聚、空間狹小，從古至今一直是疫病多發的地方。從明代設衛築城開始，天津城區人口越來越多，也不斷有“大疫”的發生。傳統時期對這種“大疫”的防控不多，主要在疫後的中醫治療，近代衛生防疫制度的制定和防疫措施的實行始於都統衙門。
一、歷代疫情
據史料記載，天津從明清以來，疫病多次流行，如明末、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四十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乾隆五十八年、嘉慶二年（1797）、嘉慶三年、嘉慶五年、嘉慶七年、嘉慶十年、嘉慶十七年、道光元年（1821）、道光十二年，天津均有“大疫”，有些年份疫情“自春至冬”，持續時間較長。傳統社會，疫病的發生大多歸因於天氣，如每每提及“大疫”，常和“春寒”“旱”“有蝗”等字眼兒聯系起來。
開埠以後，疫病流行仍時有發生，而且多與天災相關，或是水災年份，或是旱災年份，周邊鄉村大批難民集聚城市求生，引發疫病。咸豐十一年（1861），天津地區先旱後澇，蝗災盛行，26個村莊稼受損，城鄉霍亂流行，約萬餘人死於瘟疫。同治元年（1862），亦“大疫”，直隸順天二省霍亂流行，天津未能幸免。光緒四年（1878），適值“丁戊奇荒”發生期間，也是世界霍亂第四次大流行之際，天津地區也發生了霍亂疫情。
進入20世紀，隨著鐵路的延展和交通的發達，人員、物資交流愈加頻繁，加劇了疫病暴發的程度和頻率。1902年，京津地區又一次暴發霍亂，直隸府署中從袁世凱的幕僚到一般夫役也有不少染病死亡者。1918年和1921年，天津曾發生肺炎疫情，這次疫情是從偽滿洲帶來的，沿著鐵路和水路蔓延到天津，1918年擴散到綏遠、山西和直隸（今河北），1921年沿著津浦線傳播到山東及直隸南部。
從1927年到1946年，天津共發生9次霍亂流行，其中以1937年、1938年、1939年和1946年流行規模較大，波及范圍較廣。1931年到1949年還發生了14次較大規模的天花流行，其中以1942年最為嚴重。
二、近代衛生防疫
面對年復一年的疫情，當局有何應對措施呢？在傳統社會，中醫中藥救治可能是最重要的方法。天津開埠通商以後，大批西方殖民者進入天津。在帶來近代化的科技、設施如自來水、抽水馬桶、下水道、電燈電話、西醫、西藥的同時，他們也把西方的公共衛生、防疫等觀念和制度逐漸引進到了天津，帶動了天津在公共衛生、醫療和防疫方面的近代化。
近代天津對疫病的預防和管控起源於20世紀初的都統衙門和租界當局，後來這些做法也大多被中國政府效仿，逐漸在天津城市中形成制度。如平時的疫苗接種；流行病的調查；統計學調查方法的應用等。疫情發生時的措施如隔離病人及其接觸者；建立時疫醫院；封路斷絕交通；港口檢疫，對貨物和外來人員進行檢疫等。
（一）都統衙門：
衛生防疫的開先河者
20世紀初，都統衙門臨時政府建立之後，疫病防控成為其最為關注的公共衛生管理事宜之一。1901年4月，衛生局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負責實施以下工作：查找流行病發病中心；監督疫苗接種；建立衛生統計數據等。就此而言，天津是中國較早建立流行病調查和衛生統計的城市。1901年5月，衛生局長在一份有關預防流行病的報告中，提議應由衛生局提出檢疫隔離和衛生檢查措施。1901年6月，都統衙門批准衛生局關於建立一所疫病診療所的計劃。7月著手為染上疫病的犯人專門修建了一座醫院。1901年6月底，傳聞旅順港流行鼠疫，都統衙門立即撥款3000元修繕大沽檢疫站，7月初證實該消息不確切。但到8月份時，香港流行鼠疫，該檢疫站對從香港開來的商船實行檢疫隔離措施，保證了天津城市免於鼠疫的侵擾。
1902年春夏，天津霍亂流行期間，都統衙門臨時政府作出規定，凡霍亂病死者，必須用石灰抹屍體消毒，或土葬，或火化，死者衣物器皿一並燒掉，並用石灰水涂封其內外門，死者居住的街巷也被禁行7日，同院居民也被封在院內，不許出入。居民病故後，必須通報巡捕房，並需領取執照纔准埋葬，若無照私自埋葬被查出後，將被罰款。若家有死者，沒有遵章報告，將被枷號兩星期，或罰兩個月的苦役。屍體必須埋到指定地點，如河東郭莊義地，不得如平時那樣隨地掩埋。許多患病者死亡後，住處被封門，家人被隔離，違禁不報者被處以鞭責、荷枷、示眾。此次霍亂流行，亡者人數與往年無疫情時相差無幾，這是由於“都統衙門嚴飭津民務須潔淨衛生，獲益良非鮮也”。
都統衙門還規定，華人死亡後需要填報一份死亡證明，其內容包括：屍體的來源；巡捕局對屍體的檢查結果；醫生的查驗結果；巡捕局的簽證。要由衛生局負責埋葬。據此，人死亡後必須由所居住地區的紳董取具妥保，到都統衙門請領護照，纔可以將靈柩抬出城外埋葬。曾有違反者，竟然被守城門的士兵阻攔，並將棺材蓋掀開，無論怎樣哀求，也不放行。最後還是到都統衙門補辦了護照，纔放行出城。
（二）租界當局：
衛生防疫的推行者
天津地處水陸交通樞紐，工商業繁榮，人口集聚，在疫病流行的季節或全國性疫情暴發的情況下，極易引發疫病，所以各租界當局對防疫工作也很重視。
為了防止疫病的發生，在1899年的擴充界章程中，英工部局規定：在瘟疫、鼠疫、霍亂或其他致命疾病流行時，檢查、封閉和在給予適當賠償後拆毀房屋，遷移並隔離病人，普遍采取適當措施以保護公眾健康。在1919年的工部局章程中，更詳細規定了疫病的種類有霍亂、喉痧、麻疹、猩紅熱、天花、傷寒、橫?毒、肺炎、癉疽、腦膜炎等。為了更好地救治病人，英租界還設立了隔離病院。工部局規定，所有疫病必須在診斷以後的12小時內通知租界警方，病人必須送到隔離病院，除非衛生官員同意在家隔離，病人的衣物、床鋪及居所要由衛生局官員派人進行消毒，酌情收費。租界內的居民死亡後，必須在12小時內和入殮之前，通知租界警方；如有必要，還需提供醫生證明，說明死亡原因。在疫病流行期間，除了加強食品衛生管理外，還對公共廁所暨水溝清除消毒，並保持極端清潔適合衛生辦法；並嚴格檢查所有裡巷中國伙居住房的衛生設備，有缺憾者，一概整改。此外，在1932年夏季霍亂流行期間，還臨時設立了能容納50名病人的霍亂救急醫院一處，在七八兩個月內共收治病人21名，除了救治病人外，該院還負責對各界人士進行預防霍亂注射，繳費注射577人，免費注射70人。在霍亂流行期間，有效地救治了病人，並通過積極預防，防止了疫情的擴散。
日租界的防疫也頗具特色。在常態下，日租界當局通過“監督、檢查和治療乾預”的行政手段，對界內的公共環境衛生進行管理。從1920年開始，一年要進行兩次家庭衛生檢查。每年春秋，要進行為期一周的衛生檢查。在疫病暴發的緊急狀態下，對付細菌，日本人更喜歡用消毒劑和疫苗。事實證明，1911年鼠疫暴發的時候，日本人的防疫措施是切實可行的。日租界由於華人較多，所以采取了監督、消毒和教育的防疫措施。首先，日租界當局向界內的中國居民發放了通行證，華人可以進入租界，但在路卡檢查站要接受身體檢查，並接受化學消毒。若有被懷疑感染鼠疫者必須被強制隔離並接受鼠疫菌檢驗。在這次疫情中，日租界只有1例死於鼠疫，而華界則有73例。這和日租界當局的有效管理是分不開的。
各租界關於衛生防疫的管理措施雖然各行其道，但其管理制度都是近代文明的產物，有的是直接從母國或故鄉移植而來，具有可操作性。
（三）晚清與民國政府：
衛生防疫的承繼者
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從都統衙門手中接收了天津城市的管理權以後，根據與都統衙門的約定，許多通行的制度章程、機構以及一些慣常做法被保留下來，包括一些防疫措施。如衛生總局規定，在春暮冬初季節，無論男女老幼均應引種牛痘，並將之列入清查戶口時必須申報的項目，將瘟疫流行控制在未發生前。為及時救治罹患疫病的病人，在距民宅較遠的西營門外設立時癥醫院，收治患霍亂、天花等疫病的病人。人死後，棺木不得長期浮放路旁。此外，繼1899年天津海關擬定檢疫章程後，又制定了《大沽查船驗疫章程》，對海口防疫事宜作出具體規定：成立防疫醫院，由醫生乘坐小火輪到停泊在港口外的輪船查驗，若發現疫病人員立即帶到醫院，並讓輪船停泊七日。防疫知識的普及和防疫手段的及時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公眾的身體健康。
晚清的衛生事宜多由衛生總局和衛生警察管理和監督，後來由於雙方的矛盾和衝突，所以到民國初年衛生總局被歸並於警務公所衛生科，改名為防疫總處。1913年又改名為北洋防疫處，後來由於時局動蕩、經費拮據，該處主要承擔種痘、消毒和管理防疫醫院的責任。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天津將前警察廳衛生科和北洋防疫處合並，成立了衛生局，下設防疫科，主要負責全市的防疫工作。1931年又裁並衛生局，原衛生局事宜由社會局管理，以後機構分分合合，獨立的衛生防疫機構忽有忽無，也制訂了一些衛生防疫計劃，如推廣種痘、進行預防注射、擴大滅蠅運動、督促醫院、診療所和開業醫師實行疫病報告、組織消毒隊、改善水井的構造並對水質實行細菌檢查、整頓屠宰場等。由於經費等原因，實際效果並不理想，但下屬的9個衛生區事務所在衛生防疫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都統衙門和租界當局在天津強力推行衛生防疫制度和措施以及中國政府對這些制度和措施的接續，縮短了天津在防疫和公共衛生方面的近代化進程。疫情發生期間的嚴格防控和隔離以及強制檢疫措施，雖然容易引起民眾恐慌和反感，但效果甚好。尤其是在民眾尚不知衛生為何物的時代，這種在公共衛生意識方面的啟蒙，對近代天津民眾公共衛生意識的培育和養成起到了積極作用，值得肯定。
歷史上，疫病不斷威脅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人類也一直在不斷地與各種疫病作斗爭。在斗爭的過程中，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積累了寶貴的防疫經驗和豐富的防疫理論，創造了很多有效的防疫方法和切實可行的防疫措施。因此，研究近代天津的衛生防疫歷史，深入挖掘、科學借鑒，必將為我們打贏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為維護人類的生命健康作出積極的貢獻。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