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在疫情還很重的2月中旬，我們海河傳媒中心的6名記者來到武漢，成為天津支援湖北武漢醫療隊的“跟隊戰地記者”。
壹
剛下飛機的那一刻，我們就感受到了一種壓抑和緊張的氣氛——諾大的天河機場，空空蕩蕩。和在天津出發時相比，我們幾個的話都少了很多。我想，這大概是人在面臨一種未知或危險時的本能反應吧。
空蕩的天河機場
從機場去酒店的大巴上，一位專門過來接站的工作人員大姐姐，向我們熱情地介紹著武漢的名勝景觀，這是鸚鵡洲大橋，這是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的地方……從武漢味兒的普通話和對家鄉的熱情介紹來看，她似乎一點也不緊張。
我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報道天津各醫療隊在武漢的救治工作，因此被安排住在醫療隊的駐地。天津一隊的駐地為青山區委黨校白玉山校區，不巧的是，黨校宿捨和附近的一家酒店都住滿了隊員，有的隊員還是兩人擠一間，我們只能住在另一家較小的酒店。入住後發現，房間還算乾淨，但實在是太小了，進門就是一張床，沒有桌子和椅子。
條件差了點，但我們都能理解，畢竟特殊時期，有地方睡覺就不錯了，不能挑三揀四，也不能給醫療隊和武漢當地添麻煩。
跑特稿兩年多，我習慣了一個背包拎起來就走，酒店有的東西一律不再自帶，但這次來武漢，我特意帶了床單被罩和洗漱用品。我的想法可能和大多數不了解情況的人差不多，覺得在武漢，說不定哪個角落裡、哪件東西上、哪團空氣裡就有病毒，因此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接觸。那一晚，我鋪上自己的床單，套上自己的被罩，躺下，保持筆直的姿態，不敢亂動，懷著膽戰心驚、無比忐忑的心情睡了幾個小時。
不管咋樣，我還算是睡著了，同行一位大哥，第二天說自己一夜沒睡著。這次派出的我們6人，5人是80後，1人是60後。想想大伙兒也都是蠻拼的。
貳
起床後，我們幾個“武裝”好，來到黨校。根據安排，當天上午我們先和一隊領隊陸偉及其他班子成員簡單交流一下，了解下隊伍在武漢工作的大概情況，再請感控專家做一下防護培訓。一位醫療隊領導來到開會的大教室後，看見我們幾個清一色的裝束：藍色的頭套，藍色的一次性手套，白色的口罩，開玩笑來了一句：?，還穿的一樣的！
現在想想，在醫療隊駐地，醫護人員的感控和防護都是專業級別的，駐地的消殺也是加強版的，安全系數很高。醫護人員都那麼放松，而我們幾個“外行”反而煞有介事地“全副武裝”，那場面真是有一種莫名的喜感。
一隊感控專家高斌主任做的培訓，是我扭轉不安心理的關鍵。他告訴我們，認為武漢哪兒哪兒都是病毒，是非常錯誤的認識。一般來講，病毒的主要來源是感染者，而且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飛沫傳播。人正常講話時，口鼻中呼出的飛沫隨重力呈拋物線下降到地面，不會懸浮在空中，所以平時和人只要保持1.5米以上距離，或者戴上口罩，基本就是安全的。他還親自演示六步洗手法，提醒我們要勤洗手，克服恐慌心理，避免過度防護。
聽了這一堂課之後，我給自己總結了一條行動方針，就是“掌握規律，膽大心細”。首先要掌握病毒的傳播規律，明確武漢的現狀並不是遍地都是病毒，不能以嫌棄或厭惡的眼神提防著身邊的人或物，尤其是對武漢當地人。其次要心細，做好必要的防護，出門戴口罩，回去後外衣和鞋噴灑消毒液，用含醇濕巾擦拭手機。在這個基礎上，大膽地開展工作，否則心裡老是嘀咕，也沒什麼益處。
話是這麼說，但適應起來還是有個過程。記得有一次，在黨校操場上，我采訪一位當天休班的護士，因為護士經常出入紅區，所以我本能地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我退一點，她就往前一點，我再退一點，她再往前一點，不知不覺中，我們都離原點有了好大一段距離。現在回想一下，我當時的警惕也真是多餘，因為醫護人員的防護，都是專業水准的，比我們記者安全得多。
青山黨校距一隊和二隊管理的武鋼二院幾分鍾車程，到我們入住的酒店走路也只需十分鍾，接下來的一周，黨校就成了我們的活動中心。在這裡，可以方便地“抓”隊員采訪，也可以坐擺渡車去醫院采訪。那間大教室，除了作為隊員們吃飯的“飯廳”，有時也是醫療隊開會的會場，當然，這裡還是我們幾個記者寫稿用的“戰地新聞中心”，因為入住的酒店房間太小，沒有桌椅，沒法擺電腦。
黨校教室，同時也是“飯廳”、
會議室和我們的“戰地新聞中心”。
那一周，我曾在細雨之夜，獨自漫步回酒店；
也曾看著一隊身著軍大衣的值班醫護，有說有笑地走進武鋼二院的紅區住院樓；
還曾在陽光正好的中午，駐足看著附近的居民樓，一位少年坐在陽臺上，腳伸出窗格，低頭玩著手機……
即將進入隔離病區的醫護人員
時近三月，花紅柳綠，大地散發著生機，而如此宜人的季節，武漢百姓卻都關在家中。一個大都市，寂靜得有些悲壯，有些不真實。
?
一周之後，我們搬到了洪山區的一個酒店叫水神客捨，位於東湖的一個岬角邊上，和之前的住處相比，房間好一些。這次搬家，要感謝我們記者小分隊唯一的60後——老楊大哥的大力協調，也要感謝湖北當地的大力支持。搬過來之後，我也進入了“外出采訪、回來寫稿、寫完睡覺”的熟悉節奏。
水神客捨
水神客捨裡住的都是各地媒體記者，由於經常外出采訪，出入高風險區域，所以風險也增大了。經常有一些記者把衣服鞋襪扔在房門口的過道，看了就讓人心裡嘀咕。因此，除了外出采訪和領盒飯，我們都盡量少出房間。
不過，偶有閑暇，我也會放下懸著的神經，像同行一樣，在酒店的小院裡溜達幾圈。酒店規模不大，有兩座獨立的小樓，用玻璃連廊連接，有一個不小的停車場。只有這時，你纔會發現，這個酒店，體現著南方城市的精致，也展示著武漢的質感。乾淨整潔，院落細節處也不粗糙，頗有上海的城市味道。
在院子裡散步，頭頂上是各種不知名字的鳥兒，叫聲清脆悅耳，讓人心情舒暢，似乎完全忘記了武漢是令不少人談之色變的疫區。院子兩側，各有一排高大、挺拔、筆直的水杉。當時已是三月，周圍郁郁蔥蔥、鮮花怒放，可這兩排水杉仍然是光禿禿的。酒店不遠處，就是洪山方艙醫院，在休艙前，馬路對過一處鳥語花香的街邊公園裡，偶爾可以看見其他省市援漢醫護人員散步其中。
洪山方艙對面的小公園
後來有一天，氣氛陡然緊張起來。通報稱有一例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住在我們這個酒店，並公布了該記者的相關行程，讓大家自我排查。我們小分隊成員和該人士幾乎沒有接觸，放心了不少，但集體商議決定加強防護，減少外出。跟天津後方匯報情況時，部門領導也擔心。我估計跟我們幾個在前方“身處其中”的記者相比，後方人員因情況不明更容易提心吊膽。
自那之後的兩天，院子裡散步的記者少了一些，消防隊員也加大了酒店內的消殺力度。為確保無虞，湖北方面安排記者做了CT排查。
這個小風波讓我的心似乎也沈重起來。當時我們歸期未定，而且，記者的防護意識和操作水平，實話實說跟醫護人員沒法比，據報道2月中旬以前就有6名在漢記者感染。
工作還是要大膽地做，敞開了去做，絕不能畏首畏尾，但萬一中招怎麼辦？我拿定主意，萬一中招，就積極配合治療，心態仍然要樂觀，畢竟那時武漢的床位和醫療資源已經不緊張了；其次就是趕緊寫遺書，因為新冠肺炎這個病，雖然年輕患者轉為重癥的概率和病亡率，低於老年患者，但和健康狀態的自己或無疫情時期相比，又確實是有相當的凶險系數的，李文亮、彭銀華、夏思思等人，都是二三十歲的生命。
不過，這種沈重只在當晚持續了一小段時間，轉天一忙工作，就又放松了下來。
肆
除了這個小插曲外，我們在水神客捨的工作，一直在自己熟悉的節奏中，報選題、采訪、寫稿、交稿……時間好像過的也特別快。
我們幾乎走遍了天津在漢所有批次的醫療隊，采訪了他們的領隊、專家和普通醫護人員。從年近花甲仍出入紅區的專家，到忙的像陀螺一樣的醫療隊聯絡員，從最多一天工作20個小時的方艙護士長，到怕家人擔心、不願在報道中體現名字的90後男護士……采訪一天，就被他們的故事感動一天，這些都體現在了我們的稿件裡。
在前線采訪的日子裡，我們不僅感受到了醫護人員的勇敢和忘我，也體會到了他們作為專業人士的嚴謹。記得在采訪一隊專家組組長史東昇之後的寫稿階段，因為涉及到很多專業術語或提法，史主任不厭其煩地通過微信指導我一些說法應該如何表述。作為醫療隊中最年長的一員，他總是那麼和氣、謙遜，平易近人。
作為跟隊記者，我們也和醫護人員結下了“戰友情”。天津第五批醫療隊2月上旬從天津出發時，我就曾到濱海機場采訪加送行。後來我來到了武漢，在五隊駐地，又見到了幾位當時曾采訪過的醫生和護士。大家寒暄過後，感慨萬分，說我當時是“送戰友”，這回在前線相聚，又成了真正的“戰友”了。並說好等將來回到天津隔離結束，一定要約起來。
還有閆濤等5位6次赴武漢運送物資的天津急救中心勇士，“6”是截止到我寫的報道2月25日發出時的數字，後來他們又3次來到武漢運送物資。其中有一次，我們在青山黨校勝利“會師”。讓我難忘的是他們不顧疲勞埋頭卸貨的場景，每個人的黑色制服上都沾滿了白色的灰塵。卸完貨，他們駕車掉頭返津，救護車的影子，慢慢消失在青山街頭的細雨中……
不知不覺中，武漢的每日新增病例，從上千降到了幾百，再降到幾十，最後的幾天，已經來到了個位數。這個城市，在全民族艱苦卓絕的力挺下，終於度過了最難熬的至暗時刻，勝利即將來臨。
這也意味著，我們快要和武漢說再見了。
27天的采訪，忙忙碌碌，轉眼即過，都沒有時間好好看一看武漢。有限的閑暇和采訪行程中的匆匆幾瞥，似乎就讓我們喜歡上了這個城市。
她水域多，有靈性；她綠色多，有生機；這個季節，冷熱適中，濃淡相宜。
……
我們回津的第二天，武漢清零了！喜大普奔。3月25日，除武漢外，離鄂通道解除管制，4月8日，離漢通道也將重新打開。武漢，即將重新“播放”。無數人，無數家庭，將重新開始正常的生活。
記得在青山黨校時，電子屏經常滾動播放雲南廣播電視臺制作的MV，“守護春天，守護家園，守護大愛天地間……”旋律和歌詞，我認為都是目前最好的抗疫歌曲，名字叫《生命之春》。
兩個半月，生命的春天，武漢的春天，終於來了……（海河傳媒中心記者 陳慶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