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14天裡，每一天、每個小時都去過哪裡？都做了什麼？您接觸過什麼人？當時的情景如何？您記得嗎？”這不是刑偵影視劇中的情景，而是上海楊浦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第二流調隊流調員喬鵬每天不知道要重復多少遍的詢問。疫情發生以來，他的工作就是對確診及疑似病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作為在防疫一線離病毒最近的“偵察兵”“獵毒者”，喬鵬和同事們全力守衛著城市公共衛生安全防線。

疫情初期，他們遇到的第一位調查對象就讓他們很“傷腦筋”。這是一位來自湖北的老人。兒子得了肺結核，老人趕到上海在醫院陪護。在一次體溫篩查中，老人的體溫過高，又因為是從重點地區來滬，很快就被隔離了。由於老人對流調工作不了解，以為要付大額醫藥費，手機一直關機，不願意配合流調工作。

為了盡快打破溝通的壁壘，喬鵬和同事們做好防護，與老人面對面地交流交心；細致地解釋調查的必要性，介紹國家的費用支持政策，終於讓老人打開心結，逐項完成調查。

“要求一個健康的人完整回憶14天內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困難，更何況是出現癥狀的病例和疑似病例，有時會出現記憶‘偏差’。”喬鵬介紹說，例如，調查對象記得前幾天去哪裡買菜，卻不記得買菜的時候有沒有戴好口罩；調查對象記得去過哪家醫院就診，卻不記得在醫院裡的行走路線，去過哪些科室。調查略有延誤、稍有疏漏，工作的空白就可能變成引發傳染病傳播的可怕“火星”。

時間就是生命，流行病學調查，需要爭分奪秒，更要深挖每個死角、死摳每個細節，利用專業知識地毯式排查、由點到面詢問接觸情況，獲取調查對象去過的場所、可能接觸人員的蛛絲馬跡，“燒腦”程度不亞於破案。

1月20日，上海出現第一例輸入性確診病例，喬鵬和身為同事的妻子第一時間退掉了回家過年的車票，至今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從1月20日中午開始，喬鵬的手機就再沒設置過靜音。在迅速整理出患者的情況，寫成數千字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的同時，他還要快速把疑似病人微生物樣本送回實驗室進行檢測。在這期間，不能喝水、不上廁所，需要穿上防護服連續工作6小時以上。每次工作結束，喬鵬的防護服濕了一層又一層，解下面罩，臉上被悶得發燙，臉頰上滿是勒痕。

在防控重點轉為防境外輸入後，喬鵬又承擔起駐守留驗點的工作：改造留驗點，劃分區域；准備防疫物資，配備人員；匯總入住人員信息；配合樣品采集和樣品運輸；接收反饋和檢測結果；指導相關工作人員做好防護……

“航班一班接一班抵達，隔離人員不斷被送到點上，只要當班，我們就是沒有休息的。同時，還要協調多個部門做好接收、安置、轉運等各項工作，對體力、注意力和協調調度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驗。”在留驗點，喬鵬和同事一共排4個班次，每班2人，要保持24小時不間斷運轉。“流調是一個閉環流程，留驗點有多少接收，實驗室就有多少檢測，其他環節也是如此。”

和喬鵬一樣，從疫情發生以來，他所處的集體中每一個人都在與病毒周旋、同時間賽跑。

楊浦區疾控中心應急突擊隊隊長徐文倩告訴記者，疫情初始，她在工作群裡通知已經放假的隊員們“能回來的盡量回來”。同事們都在接到消息後立即響應，並第一時間投入工作。“真的是一呼百應，我平時在群裡發紅包，他們都沒這麼快過！”談起當時的情景，徐文倩還是很激動，“還有一些同事，前一天還在發在老家過年的朋友圈，轉頭第二天就出現在我面前。”

楊浦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應急青年突擊隊成立於2015年，由75人組成，其中80%是“80後”“90後”，曾先後獲得“楊浦區優秀青年突擊隊”“上海市青年文明號”等稱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為突擊隊打響了實戰的發令槍。隊員們分散在密接管理組、流調組、樣品檢測組、樣品運輸組、消毒組，從疫情初期開始，他們就夜以繼日辛勤工作。隨著當前防疫重點的轉變，他們也及時調整工作重心，在防控境外輸入全流程管理的工作閉環中繼續戰斗。

“醫生用救治減少患者‘存量’，我們讓每一個確診病例都有源頭追溯、有軌跡可查，控制患者‘增量’，這是我們疾控流調人員的職責所在。”喬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