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非典殷鑒不遠，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人們的視野聚焦到人與野生動物和自然界的關系，聚焦到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人類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發展，必須按照自然規律活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 培育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是大自然的“傑作”，但人類更是自然進化的產物，是必須依賴於其他生命纔能生存的“物種”。人因自然而生，人類與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的其他生命具有千絲萬縷的生態聯系，即“共生關系”。離開了由一切生命共同結成的生物圈，人類是不可能長期“獨立”生存下去的。縱觀歷史上的“八大環境公害”及無數次重大疫情，都是自然界向人類的“不和諧”射出的一支支冷箭。正如100多年前恩格斯發過的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此次由新冠肺炎而來的大疫，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疫情防范離不開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認識和遵循，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應成為人類生產生活的行為規范。

　　對於“生命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而言，“和諧共生”是天然賦予的生存本能和共同遵守的生存法則。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界所有生物，必須相互依存、共生互利、需求互補、協同進化、美美與共。人類作為“自然之子”“生命共同體”的一分子，自身活動理應遵循大自然的普遍規律，敬畏、尊重、順應、保護自然，形成與自然和睦協調、同生共榮的“和諧共生”狀態。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這也要求我們牢固樹立科學的生態文明觀，改變錯誤觀念，糾正錯誤行為，摒棄“征服自然、征服一切”的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停止對大自然“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無節制開發以及對生態系統的野蠻乾預和“自殺式”破壞，維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平衡性，“努力做到人與自然和諧，天人合一。”

　　■ 培養綠色生活行為習慣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疫情防控工作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早就認識到，食用野生動物風險很大，但‘野味產業’依然規模龐大，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這也再次告誡我們，必須改變人類那些愚昧野蠻的行為陋習，樹立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綠色發展理念，倡導人與自然須“和諧共生”的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綠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也應該是人們生產生活的本色。人類有什麼樣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類和自然就會有什麼樣關系。現在強調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就是要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此次疫情又一次為我們敲響警鍾，要深刻檢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及時匡正人與自然的不和諧行為，在全社會大力培養和倡導低碳、環保的綠色生產生活方式。

　　培養綠色生活方式，須從人的思想觀念和日常行為習慣抓起，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與態度是否“和諧共生”做起。反思越來越頻繁的疫情，大多因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的“不和諧”而引發：埃博拉病毒通過人類獵食野生動物，從叢林走向人群；非典和新冠病毒經野生動物販運、食用通道，從洞穴進入城市；尼帕病毒也因人類養殖活動侵入野生動物“領地”而感染到人類……新的科學研究還表明，人類對自然的過度“侵擾”，有可能釋放、激活冰封萬年的微生物和古老病毒：2014年，法國科學家提取了一種被封存在永凍層中長達3萬年的病毒，經實驗室加熱便迅速復活；美國科學家也曾在青藏高原冰核中檢出28種未知的“新病毒”。這些科學研究向人類發出了重大風險警示，人類活動及氣候變暖會使那些深埋和凍結的未知病原體再次蘇醒，冰川融縮可能釋放冰封數十萬年的微生物和病毒，隨著人類對自然生態領地乾擾和“侵佔”的加劇，今後人類感染病毒發生疫情的風險也會隨之增大。

　　綠色生活行為習慣要遵循“生態法則”。自然界是統一而完整的生態系統，各種自然要素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鏈條。人類不可因獵奇、嘗鮮、“養生”而獵殺、役使、交易、濫食野生動物，為滿足人類的“一己私欲”而冒人類未知的生態與健康風險。也不可因野生動物身上寄宿著對人類形成威脅的病毒，便妄想對其實施“生態滅殺”，那樣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會造成更為嚴重的生態災難。更不能認為與野生動物的“親密”接觸是所謂的“和諧共生”，須知真正的“和諧共生”，是盡量給生命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保留必要的生存空間，懂得距離“產生美”，也“產生安全”，與之保持“敬而遠之”的距離。這些都要求我們大力培養生態道德和綠色生活習慣，將“和諧共生”作為常態化行為規范，自覺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 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法治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纔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此次疫情更加強烈地警醒我們，必須加快強弱項、補短板，進一步紮緊法治的籠子，用硬約束推進“和諧共生”理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首先必須加強立法修法工作。抓緊完善限制開發的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制度，統籌劃定落實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等空間管控邊界以及各類海域保護線，完善主體功能區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加強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濕地、海洋等自然生態保護，加強對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永續利用。盡快制定生物安全法，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制度體系，健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制度。加快修改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加快出臺關於禁止非法交易野生動物、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實現防“疫”於未然。這些都是築牢生態安全屏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礎。

　　同時還要加強普法學法用法。法律法規是帶電的高壓線，每個人都必須尊崇，必須敬畏。我們應該在全社會持續大力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倡導法治文化，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只有做到知法、懂法、遵法，纔能保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行動自覺。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