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今天（3月5日）是一代偉人周恩來同志誕辰123周年紀念日。作為他始終眷顧的“第二故鄉”——天津，對周恩來一直滿懷深情，周恩來的精神也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天津城市的血脈之中。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用“這盛世如你所願”告慰他為今天生活的付出。站在建黨百年的歷史節點，天津廣播（tjradio.com）推出系列報道《尋跡恩來》，追尋他在這片土地上印刻的足跡，那不變的初心和閃光的信仰，讓歷史和事實穿越時空激蕩心靈，給人力量，啟迪未來。

百年尋訪之一：年輕的你是這樣的人

1913年春，一個英俊的15歲少年踏上了從沈陽前往天津的旅途。此前，在沈陽3年的求學經歷已經在他的心中種下了愛國的種子，他就是在那裡喊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周恩來。像如今許多中學生一樣，他會為“英文沒考好”而羞憤自責，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道路會走向何方，自己畢生的追求是什麼？更不會想到，天津這個城市將與自己的一生產生怎樣的關聯和意義。而這正是一百多年後，我們這次采訪要回答的一個問題：那個青澀的小小愛國少年，有著多種人生可能的他，是如何選擇了自己認定的“主義”？他的思想之旅還能給人工智能時代深度全球化的同齡人哪些啟迪？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開始了在天津的尋訪之旅——

家 與 國

3月的津城，萬物復蘇，生機萌動。位於南開四馬路一側的翔宇公園，細心的人們已經在微小處發現了春天的顏色，而另一側，歷經百餘年歷史，古朴肅穆的南開中學東樓，卻依然如故，仿佛一位默默佇立的智者，靜觀眼前的滄桑巨變。就是在這裡，周恩來度過了4年的中學時光。這也是我們這次尋訪的起點。

1913年8月，南開學校迎來了後來被校長張伯苓贊為“南開最好的學生”的周恩來。南開校父嚴修也曾經稱贊周恩來是“宰相之纔”。他為什麼能夠得到兩位德高望重者的一致青睞？在已經被闢為“周恩來中學時代紀念館”的伯苓樓（東樓）二樓，我們找到了一些答案。

周恩來中學時代紀念館館長楊乃東接受天津廣播記者采訪

這座以展示周恩來的南開中學歲月為主題的紀念館，從周恩來的童年生活“開篇”。周恩來出生於1898年——民國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正是清王朝走向沒落和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的年代。作為迅速瓦解的傳統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周家也日漸沒落。

淮安周恩來故居（資料照片）

周恩來不滿半歲時，依舊俗過繼給病重的小叔父周貽淦“衝喜”。可是不久他的小叔父就去世了。周恩來稱已故周貽淦為父親，稱陳氏為母親，改稱自己的生父生母為乾爹乾娘。除了在家塾中就讀，陳氏為了把周恩來培養成棟梁之纔，每天黎明時刻，就把他叫起來，教他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中的一些篇章。陳氏還輔導周恩來閱讀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小說。他後來深情地回憶：“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此圖攝於周恩來中學時代紀念館

這些教育本來是要把周恩來推上傳統的光宗耀祖之路：“天地君親師”、“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這條路漸漸走不下去了。

祖父母相繼過世後，這個大家庭的生活漸入拮據。但為了支橕門面，作為周家理財管事的主持者，周恩來的生母萬氏不得不舉債應酬，或者靠典當衣物度日。而叔伯們則為了家族生計，紛紛遠走他鄉。這給幼時的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的親生父親周貽能（劭綱），考中秀纔後給人家當幕僚，當家庭塾師或者做做文書、收發之類。據現有的資料記載，周貽能為謀生奔波於安徽、河北、江蘇和東北的許多地方，收入微薄。周恩來生母1907年夏天病故，周貽能沒有足夠的錢體面安葬，而十歲的周恩來不得不過早地承擔起照顧兩個弟弟和操持家務的重擔。

周恩來1910年離開老家淮安去東北。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雞鳴寺接受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勃曼的采訪時，說過一段在後來廣為流傳的話：“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去東北的第二年，辛亥革命把皇帝拉下馬。家道中落，“君”也沒有了，新式教育讓他重新認識了家與國，這個國不再是一人一姓之國，而是全體國民之國。

1912年10月，適逢周恩來就讀的東關模范學校成立兩周年，還是小學生的他寫了求學期間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作文《東關模范學校成立第二周年紀念感言》，文中寫道：“吾全校之諸同學乎！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制學校耶？”在論述教育的同時，由己而家，由家到國，這個14歲少年心中家國同構的底色開始慢慢暈染。

南開學校在創辦之初，創辦人嚴修就致力於以私學普及國民教育，推動文化轉型，曾言明南開育人的目標是培養“愛國志士”，而非“達官貴人”。校長張伯苓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因受到甲午戰爭慘敗的強烈刺激，立志獻身教育救國事業。他的愛國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在後來被教育界人士所樂道。受到這兩位愛國教育家的影響，周恩來的愛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一個多世紀過去，周恩來就讀南開中學時的“東四教室”被保留至今——這是他曾接受南開思想浸潤的地方。

走進這間教室，我們感受著濃濃的歷史氣息。按照當年周恩來在所在班級的一張珍貴照片，這裡幾乎還原了當年的原貌。唯獨不同的是，教室的整面後牆，如今用來展示周恩來南開中學校中作文原稿的部分影印件——一張張規格齊整的紙箋密集排布，在柔和的燈光映襯下，周恩來遒勁方正的墨跡，老師圈圈點點的批語躍然紙上。

1915年冬，周恩來在作文《或多難以固邦國論》中沈痛地寫道：“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之勿負是期也。”強烈的愛國情愫和危亡意識溢於言表，此時在周恩來心中，從前由家出發的愛國情愫已經悄然變化為對家國命運的深重關懷。

《南開學校第十次第二組畢業同學錄》中周恩來的小傳

我們注意到的另一件展品，是在“南開最好的學生”主題展廳中陳列的一本《南開學校第十次第二組畢業同學錄》。這本同學錄根據班長常策歐4年的班級日記整理而來，真實地展示了周恩來所在班級的發展歷史。退休後，致力於南開中學校史研究的校史館館長楊乃東細心地發現，這其中，關於周恩來學習工作突出表現的記載多達21處，他不僅做到了從成績“普普通通”，到畢業時的“乃屬最優”，更注重拓寬視野，廣泛參加校內外活動。“野跑優勝”、“速算第一”、“國文第一”，組織“敬業樂群會”、參加新劇演出……周恩來仿佛成了我們現在常說的“別人家的孩子”。

說到這本珍貴史料的發現，楊乃東提到一個人——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求學時的化學老師伉乃如。作為南開中學的元老、著名的南開“四大金剛”之一，伉乃如賞識周恩來的遠大志向和敦品勵學，周恩來也仰慕伉乃如先生的為人，二人志趣相投，亦師亦友，情同手足。周恩來與伉乃如及後人的情誼一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2013年，聽說南開中學對外征集校史資料，伉乃如的孫子伉大器便主動聯系校方，提供有價值的資料。經過多方聯系，我們在河西區體院北的一棟老式居民樓中，見到了今年76歲的伉大器。

左圖為畫家劉洪麟根據師生合影創作的國畫；右圖為伉大器父母在重慶結婚時，來賓的簽到旗，周恩來到場祝賀並簽字（復制品）

在伉大器捐贈的文物中，有一張周恩來在南開學校參演新劇《仇大娘》的劇照，這張有著百餘年歷史的照片，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其中，周恩來演女角“華娥”，伉乃如飾“大仇福”。

周恩來在《仇大娘》中的女裝扮相（左二）

周恩來入學時，正值南開新劇方興未艾。由於當時男女學生不能同校，加入“南開新劇團”的周恩來因相貌俊朗清秀，在劇中扮演了一系列女性角色，並大獲成功也因此一舉成名。然而，飾演女主角不僅要有高超的演技，更要有勇氣。周恩來的同班同學張鴻誥曾繪聲繪色地回憶起周恩來演出前後的情景：“我記得有一次課間休息，我們在宿捨談天，一個高年級的跑百碼的叫王文達的同學，平時愛逗樂，把手絹掛在右邊腋下學著女人走路的樣子，從門外扭搭扭搭地進來，取笑周恩來。但他未予理睬，只是一笑置之。”

周恩來投身新劇的演出和編纂，是為了有趣？還是為了出風頭？1916年9月，他在《吾校新劇觀》中論述的觀點給了我們答案——在這篇不到4000字的文言文中，周恩來指出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人民“貧極”、“智陋”、“為衣食所迫”，沒有求學的機會。為了提高人民大眾的思想文化水平，有必要實行通俗教育，並歸結到“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捨極高之理論，施以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 可見，剛滿18歲的周恩來，是把新劇當成媒介，就像今天的年輕人用“抖音”和“快手”在傳播分享思想。

看 世 界

周恩來到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學校中西合體的教學方式，讓他的思想更加開闊。國文教師們出的作文題目，甚至要求學生對亞當斯密與孟子的學說進行比較，將老子與赫胥黎的主張進行對比論述。周恩來這些學生們使用的數學、物理等教材都是全英文的，教師中也有很多是外籍人士。

周恩來上外教課時的照片，前排左一為周恩來。

在這樣的教育引導下，周恩來開始涉獵西方思想家的經典著作，了解世界歷史和時事。在他這一時期寫作的文章裡，對於“強權教育”、“共和政體”、“擴張海軍”等時事政治都有論述。與此同時，因明治維新而日漸強大的鄰國日本，也自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1917年夏，19歲的周恩來在天津從南開中學畢業了。作為一所私立學校的學生，周恩來的同學們大多家境殷實，出國留學是很多學生的一種流行的選擇。經濟條件好一些的，選擇去歐美，家境一般的，就去日本。當然，青年人出國的目的，大多純是為了個人的發展。周恩來也籌劃去日本留學，但是他想到的除了個人的未來，還意圖考察救國道路。但是由於家境困難，經費難以為繼。正在為難時，好友於樹德給了他很大的幫助。於樹德是天津靜海人，在北洋法政學堂就學，與周恩來相識後，關系日漸親密。於樹德本來籌措了300塊大洋的留日費用，臨行前他得到了一個公費留學名額，就將自備的300塊大洋贈予周恩來。又加上嚴修等師友的慷慨資助，周恩來的留學日本的計劃終於成行。

1949年於樹德應周恩來之邀到北京相聚，一陣熱烈握手之後，周恩來笑著對於樹德說：“我還欠你300塊大洋的債務呢。要算上利息，這筆債我個人現在也還不起啊。怎麼辦?分期償還，還是免去利息?”於樹德一時摸不著頭腦，還是周恩來提醒他：“難道你一點也不記得30年前你我一道東渡日本留學的事了嗎？”

周恩來詩稿手跡

周恩來1919年春天即將離開日本時在京都與新中學會會友的一張合影，前排左二為周恩來。（資料圖片）

1917年冬，周恩來踏上了異國的土地。在日本，他一邊補習日語准備報考大學。一邊投入留學生團體，了解不同的學說和著作，考察日本社會的現狀，親眼目睹和經歷了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由於經濟拮據，後來他與十幾位同學一起住進了集體宿捨，“炊爨灑掃皆自為之”，甚至一餐只吃一個菜。這種“窮留學”的生活，他在日本度過了一年半。期間，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其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使周恩來的思想發生轉變，加之學業的不順和嚴修、張伯苓由美國考察回天津途經日本時，告知了南開大學即將成立，希望周恩來能回國上大學，周恩來於1919年4月回到了祖國。

回國後，周恩來積極投身五四運動，被捕後於獄中堅持抗爭，出獄後組織覺悟社，在各種主義之中比較遴選。雖然那時他已經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但他還是要親眼去看看馬克思主義誕生的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實際情況到底怎樣。但是，留學的經費在哪裡呢？

采訪中，伉大器向記者展示了在手機中保存的《嚴修日記》部分內容

“周恩來去法國勤工儉學是嚴修出的錢，我現在找到嚴修寫的日記，日記裡頭就寫著所有他的款項和跟周恩來聯系，都是委托伉乃如先生來辦理。”伉大器告訴記者，在搜集祖父和周恩來交往的史料過程中，他有了這樣的發現。而事實也正如伉大器所說，1920年10月，嚴修舉薦周恩來和李福景赴法國留學，並捐款7000銀元設立“范孫獎學金”予以資助。當時的南開作為私立學校，尤其是1919年後，為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開大學，嚴修經常為籌措經費，在各地艱難奔走，但校方對周恩來的獎學金支持卻從未中斷過。為資助周恩來，嚴修還特別在嚴家帳目上為周恩來立了戶頭。周恩來後來曾經動情地說：“我在歐洲時，有人對嚴老先生說，不要幫助周恩來了，他參加了共產黨。老先生說‘人各有志’，這話是頗有見識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說出這種話，我對他很感激。”在座者無不感動。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赴法

周恩來1921年1月5日由巴黎到倫敦，開始對英國作“社會實況之考查”。他認為，倫敦是世界政治商業中心，是世界的縮影。由於倫敦生活費用大，他決定投考位於蘇格蘭首府的愛丁堡大學。1月25日，周恩來致信嚴修，稟報辦理入學手續之事，並談及歐洲現狀時說：“法受歐戰影響為最大，戰地恢復舊觀至今日猶不能達百之五六，滿目瘡痍”“物價高貴，失業者多，勞資階級之爭無或已時，是歐洲執政者所最苦耳”。

盡管生活拮據，周恩來還是依然堅持考察了英國工人罷工的情況，看到了一戰對於社會的破壞；他回到法國，看到了法國尖銳的社會矛盾。但是不管他看到什麼，他最終聯想到的，都是自己的祖國。在他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弟雖以各居一月之經驗，然積壓亦正不少，談來殊恨不知從何說起。總而言之，英人重實利，法人重自然，此為世界之公言也，產業之振興，應用工藝之科學，法不如英，應用於農業上，則英不如法。吾國今日最大之患，為產業不興，教育不振……”，談到旅歐的目的，他表示“主要意旨，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於吾民族間者。”

周恩來對世界的全面了解，在這個階段就顯露出博大的胸懷。這不僅是他最終選擇“主義”的基礎，也是他日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卓越的外交家，溝通中外，廣交朋友，維護民族利益和國際和平的基礎。黨史專家金衝及說：“周恩來少年時在日本近兩年，1919年回國。1920年起到英國、法國、德國，一直到 1925 年纔回來。因此他對現代化社會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1954年5月，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帶去了新中國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為了讓與會代表和新聞記者了解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新氣象。正當工作人員為 “外國人不懂中國的越劇”而無計可施時，周恩來指示在請柬上寫上：“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結果，《梁山伯與祝英臺》受到了外國觀眾的喜愛。一位美國記者甚至說：“這部電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感人！”

基辛格與周恩來

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基辛格談到20世紀70年代初他秘密訪華的經歷時說，“那可是一個偉大的時刻。我那時有關中國的知識全部來自班子裡的助手給我准備的那一堆材料。當時，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神秘的國家’。但是，當我與周恩來在一起會談時，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兩位大學教授在探討國際形勢，互相啟發，談笑風生。周恩來了解國際形勢的深刻程度是驚人的。”

“他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系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於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後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臺後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真 與 實

回望歷史，真理的認識從來不是天生的，而往往要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反復對比纔能最終確立，真理也不是教條，而是立場和方法，必須與實踐、實際結合。當時的周恩來正是具有這樣一種精神。

采訪中，記者在周鄧紀念館裡見到了年代最久遠的一件文物——來自1914年的一枚珍貴的紀念章。這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參與發起組織的敬業樂群會的徽章。透過這枚紀念章，中學時代的周恩來，走出校門接觸社會實際生活的腳步。

1915年10月18日和23日，周恩來組織敬業樂群會的會員參觀團，到天津的水產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及幾所小學參觀，了解當時的教育情況，參觀後，一場關於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觀點大討論在一群年輕人中間展開。這件事後來被記錄在南開中學1916年出版的第四期《敬業》雜志上。這得益於作為校長的張伯苓的一貫主張，學生在學校不單是讀書，而且要學會辦事，培養管理能力。

而多年之後，周恩來探究真理的腳步又烙印在鄰國日本的土地上。

“求學又何必終日守著課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學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一切的行事。”1918年2月4日，周恩來的日記中如此寫道。其實旅日期間，他非常留心觀察日本社會。

在國內，周恩來曾受到一種流行觀點的影響，以為日本那樣的“軍國”道路未嘗不是救國的一種辦法。他也相信過賢人政治，認為只要執政者崇尚教育、振興實業，國家便不難轉弱為強。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周恩來對日本社會的認識有了變化。

1918年7月下旬開始，在周恩來中途回國探親的一個多月裡，發生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騷動”事件，起因是由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後在國內大量收購軍米，引起米價暴漲，嚴重影響人民生計，生活無著的人民開始襲擊米店搶奪糧食，最後，被日本政府以武力鎮壓。回到日本後的周恩來面對眼前的事實感到震驚，過去他和許多留日學生把日本看作中國學習的榜樣，但殘酷的事實、日本勞苦大眾的斑斑血跡，讓他看到了日本社會內含的貧富不均和不平等。

日本社會的現實讓日本式“富國強兵”軍國主義模式走向異端，周恩來自然而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國，對十月革命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9年1月，河上肇創辦的月刊《社會問題研究》出版，開始連載他自己撰寫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

河上肇是京都帝國大學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日本最早的社會主義者之一，曾編輯出版過私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周恩來比較贊同其中的社會主義觀點，還經常把這本書帶回家閱讀。1918年10月20日，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

1936年，周恩來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曾回憶說，在赴法國之前，他便讀過《共產黨宣言》。的確，不僅如此，當時那個渴望真理的青年還認真學習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十月革命》，也見過陳獨秀與李大釗，更在北洋政府的獄中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學說……較之身邊很多進步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都更深入和透徹。可即便如此，他還是抱著謹慎的態度，堅定決心要到巴黎公社故鄉“對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

和一般旅歐勤工儉學的同學情況稍有不同，剛開始，為《益世報》撰寫旅歐通訊的周恩來主要靠稿費和教育家嚴修的資助生活，從而騰出時間和精力來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綜合情況，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在比較了當時比較流行的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後，周恩來對比中國的情況做出思考：“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從“中和”二字，可見：周恩來最初認為，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更適合將俄國的十月暴力革命和英國的漸進社會改良，二者調和加以借鑒。但一戰後歐洲急劇的階級斗爭很快就促使他覺醒過來。

長期以來，許多人把歐美的資本主義強國看作仿效榜樣。可周恩來對歐洲印象最深的不是發達的物質生活條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動蕩。

相較於赴日之時，周恩來在思想上成熟了許多。在長達80多天的英國煤礦工人舉行的同盟罷工中，周恩來進行了深入的實地考察，先後寫了九篇通信，介紹工人階級頑強斗爭的同時得出結論：“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欲罷工事之妥協難矣。勞資戰爭，捨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觀此益信。”這是周恩來赴歐後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通過這次考察，他的思想認識又有了進一步提高，他認定：英國式的費邊社會主義是空想，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道路纔能真正拯救中國。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直發展成為周恩來漫長生涯的一個思想特點。1928年，對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意見，認同走俄國道路的他說，中國與俄國的國情不同，在中國“農民是佔了重要的分子”，這“與俄國不同”。當時會議記錄上簡單明了的這麼幾句話，清楚地表明了周恩來當時的認識，即不能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指導中國革命，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形勢，先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紅色政權，進行土地革命，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利的。建國後，他倡導“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反對各種形式主義。1958年“大躍進”後，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後遺癥，拯救了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中，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外交方面促成了中日、中美建交。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竭誠幫助鄧小平復出，為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1975年9月。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由於癌癥的消耗，體重由原來的130斤下降到幾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連散步的力氣也沒有了。9月20日，不得不進行手術。當天下午，周恩來即將進手術室之前，拉著鄧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後，他環顧左右，高聲對在場的人說：“你這一年乾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不 變 了

1922年3月，24歲的周恩來在給覺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這是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後昭告友朋的誓言，一字一句，擲地有聲。但這理想的選擇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正因為來之不易，方纔信之彌堅。

覺悟社紀念館

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區三馬路的三戒裡，三個青磚木結構平房組成的小宅院，依舊保留著清末民初的建築風貌，其中，4號院是當年覺悟社的舊址。1984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被建設成為如今赫赫有名的紅色紀念館，成為天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覺悟社紀念館中，一張被放大的黑白合影，記錄下了一張張充滿青春朝氣的臉龐。他們神色凝重，目光堅定。這張照片是1920年8月，周恩來等人在結束了5個多月的牢獄生活後，覺悟社年會的最後一天，參會的覺悟社部分成員共14人在鼎章照像館的合影留念。

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曾經那個關心國家民族危亡，積極參與進步學生運動的周恩來，已經成為一名積極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戰士”，距離職業革命家的道路越來越近。而當時的他還不知道，在這個團體中，包括另外6人在內的共20位社員，和被後人所知的9名社友，在後來的日子裡，因為不同的選擇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倒帶歷史，一幕幕過往的片段又在我們眼前閃回——

畫面裡走來了覺悟社中年齡最小的鄧穎超。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她，第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奉黨的指示在廣州開展婦女運動，從此結束了她曾經的教學生涯，與周恩來共同為革命奮斗一生；

畫面裡走來了振臂高呼的馬駿。作為我國第一位回族黨員，1922年，他到哈爾濱從事革命活動，創建東北黨組織。1927年，年僅32歲的馬駿臨危受命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後遭叛徒出賣，次年2月15日就高喊著“打倒賣國軍閥！共產黨萬歲！”倒在敵人的槍口下；

畫面裡走來了大義凜然的郭隆真。1930年11月2日，她在青島一公園突然被捕時，表面是一名普通女工，實際上擔任青島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肩負著重建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而這已經是她第六次被關進反動政府的監獄了，不過跟前幾次不同，這次她再也沒能重獲自由。在各種酷刑面前她堅貞不屈，犧牲前留給世人一個斗志昂揚的笑臉；

緊接著，畫面裡走來了放棄政治活動,留在法國專心讀書的“中國第一個女博士”張若名；走來了雖有進步思想，但終究難與封建家庭決裂而含恨離世的張嗣婧；走來了1927年雙雙加入國民黨，為溝通國共雙方高層之間接觸，進行聯合抗日談判而奔走聯絡的諶小岑、李毅韜夫婦；也走來了選擇報考藝術院校，突破封建勢力羈絆，第一個與男生同臺演出的女演員吳瑞燕……一張張面孔勾勒出20世紀初中國最早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迥異人生。

作為他們中的一員，周恩來面對人生的無數種可能，選擇遠赴歐洲尋找心中的答案。就當他在廣讀博覽中涉獵各種學說思潮，觀察社會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的時候，國內的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在多地相繼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成員之一、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和妻子劉清揚與周恩來同月到達法國。這對夫妻，一個在五四運動中十分活躍，與周恩來在陶然亭聚會上有過一面之緣；一個是覺悟社社員，與周恩來是並肩戰斗的“戰友”，不久之後，他鄉遇故知的喜悅，讓三人常有往來，交流思想、討論問題。而此時的張申府除求學外，還肩負著另一個任務：臨行前，陳獨秀和李大釗委托他負責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得知此事後，周恩來立刻表達了加入的願望。

周恩來與張申府、劉清揚、趙光宸在德國柏林的合影

1921年3月，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織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並在巴黎參與旅歐共產黨組織的創建，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2年3月，周恩來致信國內覺悟社成員諶小岑、李毅韜，敘述自己一年來旅法收獲和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就在當月，國內傳來覺悟社社友黃愛在長沙領導工人罷工時被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的消息，周恩來悲憤之下，寫《生離死別》詩一首，宣示了自己為實現理想不惜流血犧牲的堅定信念。詩中寫道：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

沒有耕耘，

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

此後，不管在生命歷程中有多少疾風暴雨、起伏跌宕，周恩來都把全部精力和纔華奉獻給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奉獻給人民，始終不忘初心，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說：“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津雲新聞編輯靳永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