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肖華、吳富善等研究作戰計劃休息時合蓋的毛毯。平津戰役紀念館提供

　　天津北方網訊：平津戰役紀念館裡，一條普通的綠花毛毯鋪陳在展櫃中。展櫃旁邊的牆上陳列著一份毛澤東同志親筆起草的電報稿照片，電報稿只有短短的三行字──“放棄攻擊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准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

　　這條毛毯是東北野戰軍第7縱隊政治委員吳富善的。毛毯比棉被耐用，體積又小，在解放戰爭期間，吳富善一直帶在身邊。

　　那麼，毛毯和作戰指揮電報又為何如此“緊密”？這還得從平津戰役 “緩攻塘沽，改打天津”的戰略部署調整說起。

　　1948年12月上中旬，在平綏線上，人民解放軍已經完成了對張家口和新保安的分割包圍，東北先遣兵團相繼佔領了康莊、懷來、八達嶺、南口等地，傅作義集團西撤綏遠的通道已經被層層阻斷。西逃無望，其從塘沽海上南逃的可能性與日俱增。1948年12月11日9時，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在電報中指出：“東邊應依據情況，力爭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盤皆活了。”在同一電報中，毛澤東同志還特別提出最為擔心的問題：“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在一封電報中，集中使用“最重要”“唯一的”和“主要的”這些字眼，充分體現出了奪取塘沽在平津戰役整個戰略部署中的重要程度。為盡快封鎖敵人海上退路，在平津戰役擬定的攻擊次序中，中央軍委曾將塘沽列為平津戰役攻擊次序之首。

　　但是攻打塘沽遇到很大困難，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親自到塘沽前線實地勘察。據當時在場的吳富善回憶，劉亞樓、特種兵縱隊司令員肖華手持望遠鏡仔細地觀察敵人陣地情況和周圍地形。晚上劉亞樓召集會議，提出把先打塘沽改為先打天津的意見，與會人員表示贊同。

　　隨後劉亞樓起草了給中央軍委關於改打天津的請示電報。此前中央軍委明令“先打塘沽，後取天津”，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但平津戰役前線指揮員們以對戰場情況的透徹了解和對黨、對軍隊高度負責的精神，敢於擔當，積極建議中央軍委調整重大作戰部署。

　　當日他們就收到中央軍委復電：“放棄攻擊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准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

　　70多年前，劉亞樓、肖華、吳富善等人反復研究先打天津方案可行性的那個寒冷長夜，這條綠花毛毯一直陪伴著他們──研究作戰方案到深夜，冷了、困了就在炕上擠蓋著這條毛毯。1995年10月，承載著將軍回憶的這條毛毯，由吳富善本人捐贈給平津戰役紀念館。（津雲新聞編輯孫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