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寫簽名、俄文印刷、一張黑白照片，加蓋的紫色圖章已褪了色……這是1928年鄧穎超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六大的列席證。 這張列席證一直珍藏在鄧穎超臥室的私人保險櫃裡，鄧穎超逝世後，她的秘書趙煒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並將這個證件捐贈給籌建中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圖片由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提供

　　天津北方網訊：手寫簽名、俄文印刷、一張黑白照片，加蓋的紫色圖章已褪了色……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裡，有一張紙面泛黃的列席證，它是1928年鄧穎超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六大的列席證。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產國際六大在莫斯科召開。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這是一場危險重重的異國遠行。

　　5月初，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輪船停靠在大連碼頭，正准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夫婦倆進行盤問。

　　做什麼的？做古玩生意的。

　　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

　　到哪裡去？去吉林。

　　到東北乾什麼？去看舅舅。

　　問來問去，這幾個人又讓周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周恩來伸出手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你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面對一系列盤問，周恩來鎮定沈著地一一回答。

　　鄧穎超在旅館內焦急等待、如坐針氈。大約兩小時後，周恩來平安歸來，他們立即撕毀了接頭的證件並投入抽水馬桶中衝掉。

　　然而，一番盤查仍沒有完全消除日本警察的懷疑。周恩來和鄧穎超當天下午離開大連，坐火車前往長春，然後轉往吉林市。上車後，他們便發現坐在對面的是個日本人，他們馬上意識到這是跟蹤的便衣警察。在長春站下車時，這個人拿出名片給周恩來，以交換名片。周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說著，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這樣，總算應付了過去。

　　兩度遇險後，周恩來、鄧穎超輾轉來到哈爾濱。在哈爾濱，因為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聯系，他們在火車站等到了李立三。隨後，他們一起乘火車到達滿洲裡。在蘇聯人的幫助下，成功越過國境，到達莫斯科。

　　這張列席證一直珍藏在鄧穎超臥室的私人保險櫃裡，鄧穎超逝世後，她的秘書趙煒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並將這個證件捐贈給籌建中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小小的列席證，翻開了一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津雲新聞編輯孫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