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碼──

　　長征精神融入中華民族血脈

　　百年黨史，長征是壯麗史詩，是巍峨豐碑。

　　紅軍長征年代，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境地，社會危機四伏，日寇野蠻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向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大規模“圍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到了危急關頭，中國革命到了危急關頭，中華民族到了危急關頭。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進行了偉大的長征。

　　長征路上，紅軍同敵人進行了600餘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餘座高山險峰，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長征路上的苦難、曲折、死亡，檢驗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堅不可摧。

　　長征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肩負著民族希望，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

　　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指出：偉大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偉大長征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精神族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成為鼓舞和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

老紅軍李元興的最後一個軍禮。

老紅軍李元興的勛章證書。

老紅軍李元興為開展革命傳統教育而編的草鞋。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精神尋訪──

　　“戎馬生涯中，長征是最深的記憶”

　　天津北方網訊：江西於都，於都河河水滔滔，滾滾向前，吟唱著中央紅軍主力星夜渡河，開啟壯麗遠征的頌歌；

　　寧夏西吉，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將臺堡會師紀念碑莊嚴雄偉，詠誦著紅軍三個方面軍歷經艱險勝利會師的史詩。

　　這是縱橫十餘省，長驅二萬五千裡的征途──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進行了彪炳史冊的偉大長征！

　　紅軍長征鑄就偉大的長征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長征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精神族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成為鼓舞和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

　　時空轉換，精神永恆。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記者在津拜訪老紅軍家人，擷取鮮活長征故事。采訪教師、學者、理論研究人員，傾聽精神解讀。帶讀者追尋這段震撼世界的紅色記憶，以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激發奮進新長征路的不竭動力。

　　每年“八一”，李家都開“故事會”

　　6個兒女和“兒女的兒女”濟濟一堂。孩子們嘰嘰喳喳，總有娃提醒，“別吵吵，姥爺（爺爺）開講啦！”

　　“主講人”，李元興。他1933年8月參軍，1937年1月入黨，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戎馬生涯中，長征是這位老紅軍最深的記憶。1982年離休後，老人把全部精力放在開展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上，不僅在家開“故事會”，還進機關、學校、社區、鄉村、工廠等地宣講。2009年9月，李元興因病與世長辭。

　　2009年8月1日，李元興主持了最後一次“故事會”，留下了最後一個軍禮──

　　他瘦骨嶙峋、站立不穩，“我想穿會兒軍裝。”

　　家人領會，他指長征時穿的那種。走完長征，衣服變“褡褳”，哪兒來軍裝？兒女輾轉托人找來一套演出用服裝，老人顫顫巍巍穿上，“好，拍張照。”他緩緩抬起右手，舉到齊眉處，莊嚴行起軍禮……

　　“老頭兒接著要來毛筆，開始寫字：風馳電掣六十年，中華巨變驚世間……他已經握不緊筆了，總寫歪，寫歪就再寫，反復多次。他說自己等不到‘十一’了，可一定要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留下些祝福。”李元興的妻子李萍含淚回憶。

　　“故事會”再不見“主講人”，“故事”已融入李家三代血脈。

　　這是“蛆蟲噬肌，日行六十裡”的故事

　　1935年3月，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之一的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進，掀開了波瀾壯闊的長征序幕。

　　當時李元興年僅14歲，是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軍醫院文藝宣傳隊戰士，他在渡江前的一次戰役中左大腿內側負傷，尚未痊愈。“軍醫院想讓傷病員留下養傷，可他死也要跟著部隊走，人家拿他沒辦法，就給他僱了擔架，後來又找馬馱他。”李元興的小兒子李軍武說，父親不想總給隊伍添累，後來就堅持杵棍兒走，“大部隊在前頭，一名戰士扶著他跟在後頭，部隊宿營兩小時後，他倆纔趕到，就這樣每天走六七十裡。過草地時最受罪，總被雨汗漚，再加上沒藥，父親的傷口都生了蛆。”

　　李元興手寫回憶錄裡記載了這段異常艱難的經歷：“傷口腐爛得更加嚴重，蛆生得越來越多，但因前段時間咬牙堅持，已磨練出來，再由蛆咬腐爛的肌肉，神經已麻木，不覺太疼了。”“每天宿營後，大家幫我燒開鹽水晾涼洗洗，用棉花除蛆，再用紗布等塞滿碗口大、一寸深的傷口，第二天繼續行軍。就這樣，我堅持走過了草地。”

　　1935年11月，軍醫院駐四川蘆山縣城外接收傷病員，收到先頭部隊送去的大量醫藥物資，李元興得到了妥善治療，傷口這纔痊愈。

　　“過草地時，身上虱子咬，傷口蛆蟲啃，他不吱聲不喊疼，仍鐵了心跟紅軍走。我常想，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哪兒來那麼大毅力？”李元興的二女兒李樹梅自問。她逐漸從父親早年經歷中找到了答案：李元興出生在四川旺蒼縣一個貧苦家庭，父母均很小被抵債賣給別人，一家人終年分文不取給財主扛長活，吃殘羹冷炙，時常挨打受罵。“紅軍來了，土財躲了，勞苦大眾當家做主了。紅軍一招兵，大家踴躍參軍，年齡‘不達標’的父親也‘耍賴’讓人家收了他。”李樹梅說，參軍前，父親連名字都沒有，紅軍給他取名“元興”，寓意“開始興旺”。父親覺得自己獲得新生，相信共產黨是窮苦人的大救星，相信跟著紅軍走有前途，所以誓要跟著黨走，跟著紅軍走。

　　這是“黨嶺山，擋不住我活神仙”的故事──

　　黨嶺山，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境內的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終年積雪，空氣稀薄，風暴雪崩不斷。當地人稱，“黨嶺山，距天三尺三，誰要想過山，除非是神仙。”

　　1936年初，紅四方面軍西進甘孜，途中翻越黨嶺山。

　　“最後一次黨費”的感人故事就發生在黨嶺山：部隊前行中發現很多凍僵的戰士遺體。在一處山崖下，一名紅軍戰士凍僵犧牲，身體幾乎全被冰雪覆蓋，胳膊卻直直伸出雪面，他緊握的拳頭裡放著一張黨證和一塊銀元，黨證上寫著：“中共黨員劉志海，1933年2月入黨。”將士們瞬時全明白：劉志海同志在生命最後一刻想的是什麼。

　　李元興隨隊伍翻越的正是這座英雄鮮血染紅的山。凌晨3時從半山腰摸黑出發，到天大明時，抬頭見皚皚白雪，低頭見層層白雲，李元興一時情緒高漲地喊，“同志們，我們騰雲駕霧成神仙了。”“黨嶺山，擋不住我活神仙。”他的話一下子打破沈悶氣氛，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但越往上爬，空氣越稀薄，路越難走。又凍又餓又缺氧，有些人一頭栽倒再也沒起來，宣傳隊裡的“王大哥”也犧牲在這兒了。

　　“王大哥”30多歲，在隊裡年齡最大，平時教大家唱歌、識譜、拉二胡。在黨嶺山，“王大哥”嚴重缺氧，寸步難移，仍捨不得丟掉“宣傳武器”二胡。眼見快到雪山口，“王大哥”卻癱倒在地，李元興和戰友們見狀拼命拽他。拽起來，走幾步，又癱倒了，再起身，再拽……“王大哥”不忍大伙為救他喪命，他艱難地把二胡交給隊友，留下最後一句話：“帶上它，我留下……”

　　拜訪李家，這樣感人的故事還聽到很多，淚水幾次打濕采訪本，有時不得不停下來整理好情緒再記錄。長征時，戰士們寧願餓死，也願把最後一粒糧食讓給戰友；過草地時，一人誤入沼澤，後面人接連去拉，都獻出寶貴生命……走過長征，李元興常給兒女講的是：“我活著，你們別想沾光，都要自食其力。”李家6個兒女，4個參軍，唯一的男孩李軍武被帶到農村鍛煉。可李元興對外人格外熱心，只要有需要，無論誰邀請，他都去給講長征故事。“在確認肺癌前一天，老頭發著高燒還到學校宣講。”李元興的妻子李萍說，長征精神刻在愛人骨子裡，跟了他一輩子。

　　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用生命和熱血鑄就偉大長征精神，偉大長征精神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

　　長征永遠在路上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一個個老紅軍帶著他們的長征記憶離去，但他們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永放光芒。

　　“七一”剛過，一場直抵人心的講座走進中共津南區委黨校，津南區機關乾部、黨校教職工、企業界代表等傾聽了一場關於長征精神的報告。

　　“請的是歷史紀錄片導演左力來講的，他結合自己重走長征路的心路歷程講了大致3個小時，不少人眼含熱淚聽完。”參加講座的區委黨校副校長郝印來說，那些反映革命先輩風范的大量圖片、視頻給人強烈的精神震撼。

　　郝印來表示，“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新長征路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待征服，這都需要我們弘揚偉大長征精神，凝聚奮進合力、發展合力。”

　　如今，有著14年黨齡的“80後”黨員程斯宇，正以周周開講的頻率，在校園內外再現這些長征著名戰役的歷史場景，分享他感受的長征精神。

　　程斯宇是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去年秋，程斯宇在給本科生上《中國共產黨歷史》選修課前，耗時近兩個小時，將紅軍長征中的重要事件“四渡赤水”以示意圖形式畫到黑板上，以備上課時形象地講給學生聽。沒想到板書被學生發到網上，一時火遍校園內外。今年4月，天津大學“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講師團甫一成立，就亮出了這塊黨史課“金字招牌”。

　　眼下，程斯宇馬不停蹄，受邀走進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宣講。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更多人從長征故事中汲取力量。

　　長征永遠在路上，長征精神的明燈，越撥越亮。

　　同一片歷史天空下──

　　天津：艱苦環境下的抗日救亡

　　1934年10月前後，中央駐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機關陸續從北平遷到天津。此間，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開始長征。

　　1935年5月，中央駐北方代表調離北方。臨行前，決定由河北省委兼負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中央駐北方代表離津後，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與黨中央中斷聯系，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仍堅持開展工作，並積極設法與黨中央聯系。隨著工作開展，天津市委重新組建，黨員重新組織起來，黨的基層組織得到恢復，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被號召起來。

　　這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實施侵華陰謀，整個華北危在旦夕。

　　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數千名大中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一二·九”運動爆發。天津學生隨即響應，12月18日，天津十餘所大中學校的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痛斥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決定成立天津市學生聯合會，動員全市人民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根據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12月底，為把平津愛國學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平津學生聯合會成立。轉年1月，平津學聯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宣傳團控訴日軍暴行，講解華北危急形勢，促進民眾覺醒。隨著活動開展，學生們認識到要把運動堅持下去，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不久，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成立。隨後，民先隊組織迅速在天津大中學校中建立起來。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召開，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劉少奇到達天津後重組北方局。劉少奇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撰寫多篇文章、報告及黨內通信，系統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詳細闡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並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復和發展了華北黨的組織。

　　同年5月，劉少奇指示天津市委組織全市學生和各界愛國群眾，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增兵華北、增兵天津和屠殺我同胞。這次行動在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直接領導下，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獲得極大成功。

　　劉少奇還領導北方局積極開展對華北地方實力派宋哲元（任國民政府在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其所部第二十九軍官兵的爭取工作，支援綏遠抗戰。經過多方努力，1937年初，宋哲元在天津公開聲明，要盡軍人之職，維護國家主權，保護土地和人民，表達了對日的強硬態度。至此，華北地區初步形成包括各階級、各階層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津雲新聞編輯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