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碼──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

　　天津北方網訊：86年前，在中國革命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在貴州省遵義市子尹路上臨街的一棟兩層青瓦小樓裡召開的一次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湘江戰役後，中國共產黨黨內對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一直進行著激烈的爭論。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議，放棄到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後不久，在向雲南紮西地區進軍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階段。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方向，迂回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並於1935年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2015年6月和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到貴州調研考察，強調指出，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勝利走向勝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途上，遵義會議精神歷久彌新，熠熠生輝。

　　精神尋訪──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老師，遵義會議這段歷史我們在中學都學過了。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些我們都知道了。那麼現在為什麼還要學？”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中國共產黨黨史專業的青年教師諶穎，上課時經常面對學生這樣的提問。

　　經過紮實基礎教育的學生們，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結論知道得很清楚，但對於歷史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他們中的很多人卻是一知半解。

　　“作為老師，要提昇學生們對授課內容的興趣，講他們不了解的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面對當下的青年學生，不能采取灌輸式的方法，上來就講結論，而是要通過對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歷史環境的呈現，讓他們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纔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歷史必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學習好、弘揚好、傳承好遵義會議精神，對於我們在前進道路上應對各種風險考驗、再創第二個百年輝煌，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諶穎說，為了讓學生們深入地理解領悟遵義會議精神，讓遵義會議精神在年輕一代中得到傳承，她和同事們想了很多辦法。

　　講授有關遵義會議內容時，學生們知道當時是紅軍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但是對“生死存亡”的理解是字面意義，對於紅軍的處境沒有直觀感受。

　　“學生們雖然知道遵義會議之前，黨中央和紅軍受到‘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遭遇困難，但是因為沒有相應的軍事理論知識和軍事史背景知識，他們不知道紅軍當時真是困在那了，走不動、也走不出去了。當時由於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中央與中革軍委被迫率領紅軍實行‘大搬家’式戰略轉移，在通過湘江封鎖線時遭受重創，紅軍主力損失過半，且一步一步走向險境，在遵義會議之前發展成為建黨建軍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學生們也不明白為什麼之後要四渡赤水，不了解如果這個時候不出其不意的話，紅軍不可能跳出敵人包圍圈脫離險境，長征不可能獲得勝利，要知道當時蔣介石已經准備慶祝勝利殲滅紅軍了。”

　　為了讓學生們有更直觀的感受，老師們會在課件中繪制當時紅軍行進的路線圖，並標明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路線，讓學生們明白當時紅軍處境的危與難。

　　適應新形勢下思政理論課教學要求，融媒體教學已是老師們的“常規武器”。課件、音頻、視頻，80多年前那個冬天，工農紅軍面對國民黨軍的槍林彈雨、戰略轉移的艱難困苦、血染湘江的悲壯通過多媒體手段呈現在課堂上，“這些都會讓學生們深受觸動”。但是對於諶穎和同事們來說，一時的觸動會不會隨著眼淚流淌散去是個問題，如何讓包括遵義會議精神在內的黨的精神譜系在年輕一代中得到長效傳承，纔是他們辛苦努力孜孜探索的目標。

　　學生們深切了解了當時紅軍處於危難之中，老師們還要讓他們明白是什麼支橕革命者在寒冬臘月盼春風，終見嶺上開遍映山紅。“在參觀湘江戰役紀念館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軍將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的是理想信念。為什麼中國革命能成功？奧秘就是革命理想高於天，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這樣纔能不斷取得奇跡般的勝利。我們要弘揚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諶穎告訴記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而艱巨的開創性事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對黨員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黨大力弘揚長征中紅軍指戰員對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對革命事業鍥而不捨的偉大精神，以此激勵年輕一代。”諶穎說。

　　“從2019年開始，學生們通過更多的平臺、影視作品等豐富的形式，對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有了更生動的了解，對黨史課的興趣日漸濃厚。”利用這個契機，諶穎在教授有關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開創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重要精神特質時，讓學生們認識到中國的事情必須得靠自己辦，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通過血的教訓得來的真知灼見。

　　“弘揚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鄧小平同志說過，‘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我們全黨成熟的標志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中央領導，可以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只有擺脫對共產國際的盲目崇拜，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纔能取得中國革命最終的勝利。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是歷史的選擇。我們帶領學生們回顧百年黨史，愈加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通過對遵義會議歷史的學習，學生們愈加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大風大浪中堅如磐石，黨和國家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最為關鍵的就是有習近平總書記這一堅強領導核心掌舵領航。”諶穎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以遵義會議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為開始，到今天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建設國家，通過學習遵義會議歷史，領悟遵義會議精神，學生們理清了歷史發展脈絡，深刻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作為黨史專業的青年教師，諶穎希望通過教書育人，讓年輕的大學生們賡續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同一片歷史天空下──遵義會議激活津沽大地工運

　　大江大河隔千裡，青鳥難越萬重山。

　　上世紀三十年代，黨中央率紅軍深入大西南進行艱苦卓絕的漫漫長征。雖然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但遠在東部沿海的經濟重鎮天津，白色恐怖之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從未停止。從中共地下黨組織主辦的刊物中，天津人民了解到中國工農紅軍的信息，希望之火不滅。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共順直省委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設在天津。（津雲新聞編輯孫暢）

　　1934年9月29日，刊登在《紅色中華》第239期上的一篇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間接發出了中央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准備實施戰略轉移的公開信號。10月，中國工農紅軍偉大的長征拉開帷幕。

　　紅軍長征初期，天津地下黨組織有了較快發展，為宣傳紅軍北上抗日，出版《天津衛》和《窮人生活》兩本刊物，印發並張貼“歡迎紅軍北上抗日”傳單，在學生、工人和廣大市民中產生了強烈反響。

　　與此同時，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鎮壓和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黨在天津面臨的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力量也比較薄弱，全市一度只有三十幾名黨員。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其中尤以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為甚。王明及其追隨者強調當時革命形勢是繼續革命的“高潮”，是所謂的“大好革命形勢”，因而提出了一整套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斗爭路線和“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策略。在這樣一條“左”傾錯誤路線指導下，發動城市工人運動就成了當時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此影響下，天津工運不顧主客觀條件而盲目發動，導致革命力量暴露，組織遭破壞，不少革命同志被捕，給革命事業帶來極大的損失：如天津地下黨組織發動的“三一八”集會和“四一二”紀念，均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殘酷鎮壓，損失慘重。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的4年裡，中共河北省委機關遭到了5次大的破壞。

　　遵義會議後，天津革命迎來轉機。遵義會議決議指出，必須建立和加強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徹底轉變對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斗爭的領導方式。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重組北方局，天津黨組織及其活動逐步開展起來。天津黨組織和革命力量的恢復和增長，為領導和推動新的抗日救亡運動打下了堅實基礎。1935年以後，天津工人大規模的罷工斗爭減少了，廣大工人群眾投入了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如天津學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

　　1936年春，劉少奇同志來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黨的領導下，“天津市工人救國會”成立了，天津工人運動又有了新的進一步發展。（津雲新聞編輯孫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