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於4月4日至9日訪華期間大談所謂“產能過剩”，僅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出席中國美國商會活動演講時就提了五次，矛頭指向中國制造業尤其是中國出口“新三樣”：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等優勢產業。

　　中國“產能過剩”本質上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國衝擊論”，“中國威脅論”，是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安全化、意識形態化的又一翻版。近年來，美國常用套路是“捧殺”和“棒殺”輪番上陣。去年美國通過所謂“結束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法案”，企圖將中國認定為“發達國家”。不久前美國媒體又聲稱，“中國衝擊”再次席卷世界，中國廉價商品可能擊垮他國的新興產業。“產能過剩”正是這一話題的延續，目的在於限制中國的優勢產業進一步擴展，挑動世界其他國家“去中國化”。

　　中國“產能過剩”是一個偽命題。一是產能問題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表現，供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態，解決問題主要依靠市場按照價值規律進行調節而不是保護主義措施。中國是依靠持續技術創新、完善的產供鏈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快速發展纔取得競爭優勢而不是補貼。二是國際需求市場情況看，優質產能不是“過剩”，而是嚴重不足。單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根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4500萬輛，是2022年的4.5倍。三是結合全球分工看，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佔全世界差不多40%，是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的總和，是美國的將近兩倍。這是中國人民靠勤奮勞動乾出來的，我們能有這麼大的產能就應該有這麼大的市場，從而解決國內需求，實現雙碳目標，並為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彭博社4月3日最新文章也認為，相關數據分析並不支持新興產業領域存在所謂“產能過剩”的說法。

　　可笑的是，美國一方面指責中國補貼驅動“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卻大搞“雙標”，通過立法、技術投資等方式，刺激本土電動汽車及零部件企業發展，扭曲公平競爭，擾亂全球產供鏈，其中最關鍵的舉措就是2022年8月生效的《通脹削減法案》。此外，擬定中國先進芯片制造企業名單，禁止其獲取美關鍵工具；隨意修訂半導體出口管制規則，設置經貿障礙；嚴厲打擊TikTok；生效“印太經濟框架”（IPEF）下的供應鏈協議，破壞全球供應鏈，圍堵、遏制中國經濟等手段更是層出不窮。

　　產能是否過剩本是一個經濟問題，而炮制中國“產能過剩”話題則是政治問題，它使“‘產能過剩’帶上了價值色彩，成了對中國赤裸裸的政治打壓和對中國產能基本貢獻的歧視。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和新能源產業技術進步推動全球產供鏈深度調整大背景下，反映了美國單方面挑起對華貿易戰六年來無所建樹，在經濟領域依據“霸凌”經貿政策都無法“競贏”中國的情況下的美式霸權傲慢與焦慮，實質是黔驢技窮時揮舞出的政治大棒，針對的是以“新三樣”和半導體等先進科技為引領的中國整個產業。本質上是謀求重構“去中國化”的國際貿易格局，把中國長期壓制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

　　中美關系要以和為貴，以穩為重，以信為本。在兩國元首戰略指引下，當前中美關系出現企穩態勢，希望美方與中方一道，堅持公平競爭、開放合作的市場經濟基本准則，不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場眼光和全球視野，從經濟規律出發，客觀、辯證看待產能問題。加強對話、管控分歧、推進合作，繼續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讓“舊金山願景”成為“實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