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追思，緬懷先人，是傳統習俗。而這其中，許多逝者選擇了捐獻角膜、遺體，讓自己一生的結束更加有意義。

　　68歲的退休老人邢蘊靜，父母和伯父都選擇了遺體捐獻，而他自己也簽下了遺體捐獻志願書，退休後的8年裡，他還加入了紅十字志願者隊伍，成為一名遺體和眼角膜捐獻者協調員 ……

　　“越是在這個領域工作，看得就越清晰。無論是捐獻者還是其家屬，自願無償的背後，最希望得到的是社會的尊重、敬重。”邢蘊靜尤其希望大家看到，選擇捐獻後的種種人文關懷、儀式感，對捐獻者來講極其重要。

^{眼角膜捐獻者家屬、紅十字會和醫學界代表悼念捐獻者（左五為邢蘊靜）}

　　確診絕癥後 隨即選擇遺體捐獻

　　志願服務8年，邢蘊靜被稱為“生命擺渡人”，他服務過大幾百位逝者，下至1歲多，上至106歲。

　　去年1月逝世的鮑文芳，就是邢蘊靜的服務對象。“老伴兒上午十點半過世，12點交接的車就把遺體接走了。”家屬孫桂芳回憶，“因為捐獻角膜的時間，要在人逝世後6至12小時，那時家裡人沈浸在悲痛中，是紅十字會的志願者協調處理的老伴兒後事。”

　　邢蘊靜說他們的工作時間是365天乘24小時，晚上如果有人逝世要捐獻遺體，你不能告訴人家家屬現在下班了吧？“這就是我強調的人文關懷，是對捐獻者起碼的尊重。”

　　捐獻者鮑文芳生前患有惡性腫瘤，2022年10月份確診，沒過多久他就通過醫生聯系紅十字會，要求捐贈眼角膜和遺體，“死後可以讓醫生研究一下我這種病，幫助以後的人。”家屬孫桂芳說老伴兒當時態度很決絕，家人都沒想過他會有這個念頭，“老伴兒生前在教育領域工作過，後來又到了檢察院，是知識分子，人很開明，他做這個決定後，我們家屬想了想，也不算太意外吧，全家人選擇尊重他的決定。”

　　生前鮑文芳是躺在病床上簽署的遺體捐獻志願書，那時候由於身體病痛折磨，他已不能走路，“紅十字會的人就到床前，幫助他辦理同意過世後捐獻的相關簽字手續。”孫桂芳記得老伴兒逝世後第二天，紅十字會的人還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請其家人出席，“這樣的儀式對他，對我們家屬都是安慰。”

　　其實，在此前一天鮑文芳逝世被送到醫院後，醫生取其眼角膜的手術照片，紅十字會的人也發給了他兒子，“只是不敢給母親看，怕她悲傷過度，父親走後每一步的情況我們基本都知道，這對我們家屬是種尊重。”

　　邢蘊靜說這位先生現在遺體還沒有完成醫學研究，等完成後會進行生態葬，到時候還會請家屬過來見證。在薊州區的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園以及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角膜捐獻者紀念碑上，都刻有鮑文芳的名字，每逢清明節，會舉辦相關的悼念儀式，讓像鮑文芳一樣的捐獻者，被永遠銘記、感念。

　　受到質疑 捐獻者更需要儀式感

　　姚慧芬的老伴兒張志民也是遺體和角膜捐獻者，已過世多年，清明節她參加了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角膜捐獻者的祭奠活動，而女兒則去元寶山莊祭奠父親。

　　走到角膜捐獻者紀念碑前，姚慧芬用顫抖的手，先是反復擦拭老伴兒的名字，隨後把一朵菊花貼在了老伴兒的名字旁邊，注視良久，眼含熱淚。“現在，周圍還有人帶著質疑的語氣問我，怎麼把老伴兒遺體捐了？到時候去哪裡祭奠呢？”姚慧芬參加完遺體捐獻的祭奠活動，要發一發朋友圈，“讓不理解的人看到，這種選擇更應該被尊重，不但我們有地方去祭奠逝者，醫學界、紅十字會的人也會一起祭奠他們。”

　　張志民當初重病十個月逝世，在醫院裡簽字的遺體捐獻，姚慧芬看到丈夫的選擇自己也被帶動，簽字逝世後遺體捐獻，“我老公原本是國家公職人員，我自己是大學老師，我身邊的同事、領導也有不少簽字遺體捐獻的，所以應該說是受到圈子帶動吧，我倆也做了這種選擇。”

　　“剛纔說了，老伴兒走後也有質疑的聲音出現，但是我和女兒都覺得這種選擇是對的，每年參加祭奠活動發朋友圈，就是給大家看一看，人走後的選擇是多樣的，應該受到尊重、理解。”

　　希望完善制度多於單純感動

　　“生命擺渡人”邢蘊靜解釋，這些捐獻者家庭的故事不是那種大風大浪的，很少有一家子為捐不捐遺體吵得不可開交，想捐的人諮詢後自然會去簽字，不想捐獻的，也不會因為被勸說改變念頭。

　　“人們其實很實際。”選擇這種方式處理身後事的理念，就是節儉、環保、無私，“這些年捐獻者的人數在上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捐獻者越來越受到尊重，比如過世後遺體立即被接走，轉天舉辦悼念儀式，名字被在紀念碑上銘刻，每年清明節醫學界、紅十字會、家屬都一起悼念捐獻者，“包括近兩年遺體捐獻者醫用研究環節結束後，會進行環保葬，請家屬見證，這些都讓有意捐獻的人感受到，這種選擇與傳統殯葬方式一樣，甚至更加偉大、死後更有價值感。”

　　邢蘊靜的伯父邢遠青早在1996年去世後，便進行了遺體捐獻，其伯父沒有子女，生前的上萬元存款也捐建了希望小學。邢蘊靜的父母邢華青和趙春起受到邢遠青的影響，也選擇了死後捐獻遺體。而邢蘊靜自己也簽署了遺體捐獻志願書，退休後的他，還先後服務了大幾百位遺體捐獻逝者。

　　365天乘24小時的工作節奏，對他來講“完全不感覺累，我自己做的就是這份志願工作，以後我自己百年之後，希望別人如何對待我，我現在就怎樣去做，這就是福報。”

　　有一次，大年三十的晚上8點，在接到遺體捐獻者家屬來電後，他帶好相關的手續文件便趕赴老人家中。因為老人同時登記了遺體和眼角膜捐獻，眼角膜一定要在捐獻者離世後6小時內摘取，他就在路途中立即和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的醫生取得聯系，做好角膜捐獻的後續工作。對他來說，專業和速度就是對捐獻者和家屬最大的慰藉。

　　“其實，我更希望社會關注的，不是我們和家屬做的事情多麼感人，而是一種制度上的尊重、保障。”他認為，“這其中包括此前遺體捐獻、眼角膜捐獻者立有紀念碑，近兩年遺體捐獻者也實現了生態葬，而每到清明節，‘大體老師’、角膜捐獻者都在被各界祭奠、緬懷，不僅做到和傳統殯葬方式相似，更通過不斷改進措施、細節，讓遺體捐獻這項公益事業更進步，給予逝者及其家屬最大的尊重。”（津雲新聞記者張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