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勞工代表袁甦忱
圖2 市烈士陵園尋訪團深入勞工家探訪
圖3 市烈士陵園宣教部鄭曉弢在為勞工作口述記錄
圖4 花岡暴動紀念園
圖5 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
本版照片均由市烈士陵園提供
清明時節，走進青松翠柏掩映的天津市烈士陵園，一座特殊的紀念館默然佇立——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以下簡稱勞工館），它是國內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家記錄中國人被強擄到日本奴役或做勞工的紀念館。這裡承載著的一段歷史，沈重又不能被忘卻。
悲慘遭遇 被強擄與奴役的歲月
步入勞工館，光線驟然暗沈。這座建築面積1352平方米的紀念館，分兩層，一層為骨灰館，存放骨灰2314盒，是我國唯一一處集中存放在日殉難烈士·勞工骨灰的地方；二層為展館，展出《東瀛血淚——中國勞工在日本》紀念展。
“勞工館始建於1955年6月，地點在當時的天津市北倉鎮三義村，1973年遷至水上公園，後來隨市烈士陵園遷到現在的地址。”市烈士陵園文管部副部長詹思鵬為記者擔當起義務講解員。
“從1943年底到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維持戰爭機器運轉，先後有近4萬名中國人被強擄到日本。”展出照片中，一艘裝載著中國勞工的船只准備起航，下面標注著一行小字：1943年3月，第一批220名中國人從連雲港登船，前往日本富山縣伏木港，拉開了中國勞工赴日的序幕。
“對於他們很多人來說，這注定是一場不歸的東渡。”詹思鵬語氣低沈而凝重。這些中國勞工被運送到日本35家企業所屬的135處作業場所，從事日本人不願乾的重體力勞動，開山挖礦、土建搬運……在日本軍警的刺刀、棍棒下過著非人的生活，長期的飢餓和無法忍受的奴役，使他們中的6800多人無辜慘死，造成無數家庭骨肉分離家破人亡。
到勞工館參觀的人，常常會在一幅巨型畫作前駐足，這幅畫是由日本著名畫家志村默然人所作，形象地再現了赴日勞工被軍警鎮壓迫害的場景。
來自天津的勞工邵義誠早年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起那段悲慘的勞工歲月時曾這樣說：“我們站在水裡撈石頭清理河道，每天工作12小時，每頓飯給一個用苹果渣和橡子面制成的饅頭，沒有菜，30個人睡一個大床鋪。一次，我的腿被大石頭碰破造成感染，渾身潰爛，不能乾活，也不給治病，每頓飯改成只給一個二兩小饅頭，不發衣服和鞋。”
在日中國勞工不僅生存環境極端惡劣，還經常遭到各種虐待，日本當局甚至縱容本國企業強迫中國勞工為其研發的戰時食品充當試驗活體。現存留下來的資料，記錄了當時的真實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奮起反抗 成立中共海外流亡黨支部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為維護民族尊嚴，中國勞工進行了多次反抗，其中以“花岡暴動”斗爭最為典型。1945年6月的一個晚上，花岡的700名勞工因不願再忍受屈辱和迫害奮起暴動，他們在打死了兩名日本監工和一名漢奸後衝出重圍，轉移至獅子森山。暴動震驚了日本朝野，日本當局調動2萬名軍警進行圍捕，雖然最終因寡不敵眾，暴動宣告失敗，但刻印在中國人骨子裡的不屈精神卻被激發出來。此後各地勞工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其實，除了暴動外，中國勞工的反抗形式多種多樣，在日本長野，中共海外流亡黨支部成立了。
展櫃中，一幅“沈痛悼念 勞工冤魂”的書法作品總能吸引參觀者駐足。這幅書法作品的作者名叫袁甦忱，是一名赴日勞工，也是一名八路軍乾部。
1943年11月的一個深夜，袁甦忱獨自執行秘密任務時被日偽軍俘虜，他在戰俘集中營經歷了5個月的生死掙紮後，被押送至日本做勞工。“我是從青島港被押送走的，同一批的300人中，大部分是被俘的八路軍和解放區的工作人員，一些人還是共產黨員。”袁甦忱回憶說，為了不暴露共產黨員身份，他們之間的聯系都是秘密進行的。
經過個別談話思想摸底，袁甦忱確認了他所在的二中隊96名勞工中9人的共產黨員身份。於是，他把其中信仰堅定、表現積極的7個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秘密黨小組，自己擔任小組長。之後，又聯絡其他兩個勞工中隊的黨員乾部成立地下黨支部，袁甦忱擔任支部書記。為了方便開展工作，他還把勞工大隊長吸納為支委會成員，明確這個黨支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海外流亡黨支部。
“因為有了黨組織，同志們的勝利信心大大增強，經常會組織一些反抗行動。”袁甦忱說，1945年6月10日前後，他們秘密組織召開一次支委會，商定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24周年紀念日時，舉行慶祝活動。
“當然，客觀條件是不允許公開慶祝的。”袁甦忱說，為了表達矢志不渝，永不叛黨的決心，7月1日當天，他們偷偷來到所在地附近的一棵小松樹下，面向延安方向，舉起右拳進行了宣誓。“我們宣誓絕不會忘記共產黨員的身份，無論生存環境多麼艱苦和危險，都會勇往直前，絕不後退。”袁甦忱說。
回歸祖國 追討正義讓逝者安息
中國勞工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停止苦役，以戰勝國國民的身份自由生活了一兩個月後，從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陸續集體乘船回國。除少數從上海、青島登陸外，絕大多數在天津塘沽登陸。為接待返國勞工，1945年10月17日，“天津市政府回國管理處”正式成立，地址設在西沽北洋大學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決定送還日本遺孤和日本人在中國的家屬。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為答謝中國，與在日華僑、朝僑一起，對中國勞工遺骨進行了尋找挖掘。從1953年至1973年，除幸存者帶走的勞工遺骨外，先後共有9批中國在日殉難烈士·勞工骨灰被送還祖國。目前，除部分勞工遺骨被家屬領走外，有2314盒骨灰被安放在市烈士陵園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
“這些遺骨是那段悲慘歷史的見證，每一盒都承載著一個生命的消逝和一個家庭的痛苦。”詹思鵬說，日本戰敗後，日本外務省為應付中國的要求，對擄役中國勞工的情況做成了一部《外務省報告書》，後為逃避其戰爭責任，將此報告書下令毀掉。為查清日本擄役中國戰俘勞工的真相，日本民眾對以“花岡事件”為代表的勞工問題的調查和紀念，幾十年來從未停止過。知名旅日華僑林伯耀是其中一位傑出代表，多年來一直為勞工問題奔波。
“去年11月，林伯耀先生不顧年事已高，還與10多位中日友好人士來到天津市烈士陵園，參觀《東瀛血淚——中國勞工在日本》展覽，為安葬在這裡的勞工獻上鮮花。老人說，這段歷史不能忘，不是為了加深仇恨，而是為了面向未來。”詹思鵬說。
作為林伯耀先生的追隨者，張恩龍多年來一直奔波在為勞工維權的道路上。記者於日前電話采訪了他。張恩龍的祖父張金亭，也是一位勞工，於1944年5月在洛陽戰役中被俘，同年8月作為戰俘被強擄至日本。
張恩龍的祖父當年作為中隊長組織參與了花岡暴動。“暴動被鎮壓後，包括爺爺在內的12人被關押在花岡警察署，雖慘遭毒打，但個個寧死不屈。”張恩龍說道，“我依然能想起，爺爺的兩個大拇指上被日本警察用鐵絲吊起毒打留下的傷痕。”
後來，張恩龍的祖父作為花岡勞工23位證人之一，參與了二戰結束後的橫濱BC級戰犯審判，並多次出庭，揭發控訴日本政府和鹿島組殘害屠殺中國人的種種罪行。
作為花岡勞工的遺屬，張恩龍在2013年來到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員會北京事務局工作，積極參與各項為勞工發聲的活動。“2015年，花岡暴動事件70周年的時候，我們在日本提起訴訟，從前期訴訟准備材料到2021年三審結束，我都是全程參與其中的。”張恩龍說。
如今，很多在日中國勞工都已故去，未來面臨訴訟的難度將更大。張恩龍表示，雖然之前的訴訟以敗訴而告終，但出庭作證的勞工的證言均已作為法庭證據固定，同時判決書上也有明確的文字表述，日本政府參與了搶奪勞工這一事實。未來如果需要進行訴訟，這些資料都可以作為證據提交。“無論勝訴也好、敗訴也罷，我們不會停止發出自己的聲音。”張恩龍語氣堅定。
資料整理
還原歷史真相的
艱辛之路
為了更加清晰地向人們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勞工犯下的滔天罪行，勞工館的資料整理工作至關重要。從勞工館建館之初，工作人員就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早期，由於國內關於勞工事件的資料零散且有限，工作人員們四處走訪，深入到各個可能留存相關資料的地方，如檔案館、圖書館、歷史研究機構等。他們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查找關於勞工被強擄、運輸、奴役以及反抗等方面的信息，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眼睛盯著那些泛黃的紙張，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為了搜集記錄關於在日中國勞工更為詳盡的資料，市烈士陵園專門派出人員成立了一支尋訪團，在有著20多年勞工調查經驗的河北大學教授劉寶辰參與指導下，對遍布在全國各地的健在勞工以及研究勞工問題的專家學者進行采訪、錄制影像資料、搶救挖掘證言史料。
“采訪幸存勞工是一項艱巨又艱苦的工作。”市烈士陵園宣教部的鄭曉弢參與了這一工作。他告訴記者，采訪的過程比預計的要復雜很多，目的地多在路途遙遠的外省和一些偏僻的山區農村，一出去就得半個多月。“在山區或農村時常會走錯路，往往要步行幾公裡，有時出現重名的村子，還要一個個排查，因為村名書寫錯誤，就曾跑過很多冤枉路。”他說。
歷經半年時間，尋訪團遍布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遼寧、江蘇、安徽、湖北10個省、直轄市的43個市縣，先後尋訪到58位戰俘勞工幸存者，對他們的苦難經歷和為求生而抗爭的事跡，做了筆記、錄音、錄像。
“這些慘痛的真實故事，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無情控訴。”鄭曉弢說，當時，尋訪團成員都有一個切實的感受，隨著二戰歷史見證人的不斷去世，不抓緊進行史料搶救，大量珍貴歷史事實就會被時間淹沒，所以我們深感肩頭的責任重大。
這次尋訪成果頗豐，不僅收集到勞工及其家屬，以及一些專家學者提供的實物、書刊、通訊，還整理了4萬字的勞工口述資料，拍攝了1萬餘張照片，錄制的音像資料也刻錄了光盤。尋訪中，經過多方考證查找，先後在北京、天津、石家莊、青島、濟南、太原、洛陽、徐州等地實地考察戰俘勞工集中營、萬人坑遺址14處。
紀念意義
銘記歷史是為了
更好走向未來
“不能忘記過去的傷痛，要時刻珍惜現在的和平生活。”剛剛過去的清明節假期，來勞工館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他們中有學生、機關乾部、企業員工等社會各界人士。
天津市烈士陵園主任祁功勛介紹，為了更全面、更真實地展示那段歷史，給未來多一點指引，市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那段史料的找尋。10多年來，勞工館內的展品、文獻、實物增補、調整、修改一直都在進行，在大家心中，這項工作永遠沒有徹底完成的那一天。
“大家總是希望能再多找到一些歷史資料，再多找到一位證人，再多搜集一張圖片，再多發掘一件實物……”祁功勛說，市烈士陵園與日本友好人士、旅日華僑、勞工歷史研究專家、在日勞工家屬的合作多年來從未間斷，而且越來越緊密，越來越頻繁。僅紀念館展覽陳列和史料收集方面的工作，就凝聚了雙方無法計量的心血和汗水，當然更多的是雙方為此投入的情感。
據悉，勞工館自建成開館，就成為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全面了解日本軍國主義強擄、迫害中國勞工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真實全貌的平臺。每年都會有許多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友好人士來到天津市烈士陵園，詳細地了解抗戰期間在日中國勞工的苦難經歷和戰後受難者與全世界有識之士為討回正義作出不懈努力的整個歷史過程，並將他們在紀念館所看到、所聽到、所感受到的帶回自己的家鄉，帶回世界各個角落。
在勞工館的西側，有一處花岡暴動紀念園，這是中國為在日殉難烈士·勞工建立的第一個主題紀念園，上面題寫的“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幾個紅色大字格外醒目。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祁功勛說，近年來，市烈士陵園積極開展各類教育活動，如舉辦專題講座、組織志願者講解、開展紅色研學活動等，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同時，還加強了與國內外相關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對勞工問題的研究和歷史教育的開展。在他看來，在當今時代，勞工館承載的是一種特殊的使命，它時刻警醒著世人，歷史不能忘卻，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它也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的見證，雖然曾經有過痛苦的歷史，但通過共同面對歷史，兩國人民可以增進相互理解，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