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無問西東：抗戰時期的外國友人》，楊菁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蘇聯先後三次對華提供易貨貸款，共計2.5億美元，均用於中國向蘇聯購買“工業商品及工業設備”，實際為中國急需的飛機、火炮、坦克、汽車、機槍、彈藥、燃料等軍用物資，中國以蘇聯需要的農礦產品包括茶葉、皮革、羊毛、銻、錫、鋅、鎳、鎢、絲、棉花、桐油、紅銅、藥材等來償還借款及其利息。“中方前後共分九次動用”，“蘇德戰爭爆發後不久，蘇聯對華第三筆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這樣，中國實際使用的信用借款約為1.73億美元”。“從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985架飛機、82輛坦克、1300多門大炮、14000多挺機槍以及彈藥、設備和裝備。1940年又提供了250架飛機、近300門大炮、500輛卡車等。”

　　向中國提供飛機和軍火等物資的同時，蘇聯也向中國派出了技術人員，包括軍事顧問、專家，及空軍志願人員。蘇聯空軍志願人員赴華在抗戰初期的中國對日空戰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蘇聯空軍志願人員陸續來到中國後，一面幫助中國培訓飛行員，一面直接參加對日空戰。

　　抗戰初期，在蘇聯給予中國有力的軍事援助包括供給武器裝備和人力援助的同時，英、法、美等國除了表示同情中國抗戰，對中日兩國的態度各有千秋。

　　與抗戰時期其他大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相比較，法國對中國的軍援作用更多體現在提供越南的運輸通道。而在中國物資經越南轉運一事上，尤顯法國當局對日本的妥協，其對中國的態度與政策呈反反復復之變化。

　　在日本日益暴露出南進企圖而威脅到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後，羅斯福一面寄望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一面避免美日直接衝突。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中美結為盟友，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為體現中美之合作，也為了協調盟軍在中印緬戰區的行動，應蔣介石之請求，美國政府派遣史迪威將軍前往中國任擬建中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統率在中印緬戰場上的美國軍隊及中國軍隊。

　　美國軍政界雖加大了援助中國的力度，卻依然不太重視中國戰場。“先歐後亞”的戰略和中國處於美國軍火供應線末端的地位，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向中國提供大量的現代化軍事裝備。

　　抗戰時期，除西方大國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和軍事人員的援助，中國的鄰國如朝鮮、越南也有一些抗日義士志願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抗擊日本法西斯，他們多為早年來華的革命者，如越南的胡志明、洪水，朝鮮的武亭、尹世冑、尹奉吉等。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大量朝鮮人遷入中國東北，許多革命者積極投身中國革命，他們認為朝鮮革命與中國革命緊密相連，九一八事變後雙方更有共同的戰略目標，針對著特定的第三方——日本軍國主義者。活躍在白山黑水的朝鮮革命者，自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與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並肩作戰。朝中兩國的抗日健兒並肩作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一同推進了東北地區反日武裝斗爭的開展。

　　活躍在中國的朝鮮反日獨立運動團體眾多，盧溝橋事變以後，它們逐漸統一為幾個團體，分別在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及東北地區參加中國的抗戰。

　　綜合抗戰時期各國給予中國的軍事合作和援助，在對日作戰中產生較大影響力並發揮了相當積極作用的團隊和個人，主要有蘇聯派出的志願航空隊，應蔣介石之要求而派到中國任蔣介石參謀長的史迪威，戰時幫助中國重建空軍並成立美國航空志願隊的陳納德。他們的先後赴華參戰貫穿了全國抗戰之始終，通過他們，既可進一步了解中國抗戰之艱辛和頑強，也可從一個側面了解戰時中國與蘇聯、美國等盟國之間的復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