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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所得稅徵收的問題，記者今天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錢晟教授。她也是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的特邀研究員。
起徵點應該動起來
錢教授認爲，徵收個人所得稅，不能全國一道死槓，多年紋絲不動，應該有制度化的規定。她建議，全國應該劃分幾個標準，每年公佈一次。
她說，現在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已經達成共識。但是，上海和西部的省區起徵點一樣，都在討論800元高了還是低了。事實上，北京、上海、深圳與各地已經不一樣，深圳目前1500元的“應減除費用”，當地輿論覺得還應提高。理想的做法應該是，全國劃出個標準，每個省選擇接近自己實際的線。
另外，“應減除費用”的標準要每年公佈一次，像各地的最低工資制度一樣，參考當年的物價指數、生活水平等。因爲，今年可能通貨膨脹，明年可能通貨緊縮，老百姓每年的生活質量都不一樣，而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也不應該幾年不變。
工薪階層的稅應降下來
錢教授介紹，個人所得稅在西方被稱爲“良稅”，富人應該繳得更多。該稅“縮小貧富差距”的調節作用很重要。我國也一直對公衆宣傳該稅對高收入的調節作用，但實際上沒有達到目的。在實踐中，個人所得稅管得住的，只是工薪階層，並且是規範單位的工薪階層。
她分析，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應該是穩中偏低。稅制改革，徵稅範圍可能有一些擴大，但應該有增有減，調整好、執行好一些減稅項目，不能只想稅收越多越好。
她認爲，最近國家降低公房租房稅率，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因爲高稅率也可能導致更多人逃稅。逃稅的風險大，利益也大。世界的浪潮是，個人所得稅稅率越來越低。
她建議，改革後的稅制可以參考西方“負所得稅”的做法。比如，當年某人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某一天，他的收入低於起徵點了，國家應該按照其繳納的稅金，給其一定比率的補貼金。這樣，與社會保障制度結合起來，老百姓的納稅心理會更平衡。
扣除額應體現量能負擔
錢教授認爲，“扣除額”上應該體現“量能負擔”，就是“能力強的人，多納稅；能力弱的人，少納稅；沒有能力負擔的人，不納稅”。
圍繞扣除額的問題，有觀點認爲，我們的扣除額過窄，還應該考慮納稅人的住房、養老、失業等因素，根據納稅人贍養人口的多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年齡大小甚至殘疾等計算出的“生計費”也得扣除。
錢教授表示不贊同這種觀點，“國外，已婚的人士，多子女的人士，繳稅都少。如果中國實行，有悖於我們鼓勵晚婚，提倡獨生子女的國策”。
她對納稅考慮“夫妻雙方工作與一方工作”的觀點持贊同態度。夫妻一方工作的，應該少繳稅。這樣有利於緩解就業壓力，有利於對下一代的教育。
她認爲，扣除項目太多太細，很多納稅人沒有能力去填表計算，就連不少徵稅者也沒有能力。國家要考慮徵稅成本和納稅人的繳稅成本問題。在制度不到位的情況下，太多彈性規定會導致不公平和腐敗。
爲什麼該收的收不上來
個人所得稅，爲什麼該收的收不上來，只管住了工薪階層？
錢教授分析：第一，管不住的是新生貴族，他們的分配渠道不規
範，很多隱性收入、灰色收入上不了檯面，更談不上納稅；第二，現金交易普遍，存款實名制有了徵稅的前提條件，但是徵稅機關無權查，這是銀行法的規定；第三，權大於法的現象存在。大家也知道，有時候一查某個演藝界人士偷稅，馬上有人出面說情。按說，歌星兩次偷稅，絕對應該入獄，可他們往往還在公衆舞臺上亮相。
不是個人所得稅法一修改，這些問題就能解決。
稅費應該中央地方共享
錢教授介紹，目前，個人所得稅是地方稅種，各省收，各省用。所以，各地都希望收得越多越好。近年來，個人所得稅收入上升很快，北京等發達地區，個人所得稅已成爲地方工商稅收中僅次於營業稅的第二大稅種。據統計，北京市個人所得稅近5年來平均每年遞增49％，佔地稅的20％左右。而在國際上，很多國家的個人所得稅都是中央稅。
據國家財政部高級官員最近透露，改革後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將不再歸地方所有，而是按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共享。這樣，改變“應減除費用”的問題會容易解決一些。
一年繳一次，近期不能實現
錢教授介紹，每年在法定的納稅日前繳一次個人所得稅，是美國、加拿大還有香港等地的做法。實行綜合所得稅制的國家，將工資、勞務報酬、財產租賃、經營所得等經常性所得合併爲綜合所得，統一徵稅。據說，我國也在考慮這種政策。
錢教授認爲，從公平角度考慮，應該選擇綜合所得稅制。但事實上，徵管難，制度複雜，加上銀行貨幣機制落後等，都是目前我國難以採用這種做法的障礙。
她認爲，最近幾年內，我國還是應以目前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爲主，逐步過渡。這樣雖然不公平，但非常現實。今後的目標是綜合所得稅制，但前提是銀行機制的改革。本報記者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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