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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裏，有一幅名爲《團結合作創偉業》的巨幅油畫：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裏，中國共產黨第二、三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江澤民與榮毅仁、雷潔瓊、費孝通等二十多位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物親切交談。他們身後數十級臺階之上的一幅名畫左上角用遒勁有力的行書寫着六個字――“江山如此多嬌”。
這是藝術的高度概括。八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在追求中國獨立、富強、民主的征程中，與在其後成立的各民主黨派並肩奮鬥，共同進步，在孕育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土地上，打造出一個“如此多嬌”的江山。
適合中國國情的多黨合作制度歷經八十年的風雨滄桑，更顯出勃勃的生機；爲求得國家與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親密合作，與時俱進，譜寫了一曲史詩般輝煌的壯美禮讚。
（小標題）爲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一九三八年的暮春時節，剛剛從前線歸來的國民黨將領李濟深坐在武漢珞珈山的寓所客廳裏，等待一位客人的來訪。是日，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專程登門看望李將軍。
周恩來對李濟深說，目前日寇正大舉西進，必須動員全民族力量，把抗戰進行到底。他誠懇地說：“任公拳拳愛國之心，中國共產黨很瞭解。……希望任公堅持與中共攜手，共謀抗戰救國大業之成功。”
聽了周恩來的一席話，李濟深說：“對貴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的態度，我深受感動，對貴黨關於抗戰的基本立場和主張，我十分贊同。”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與包括國民黨抗日將領在內的民主人士在不同的戰線上爲實現國家獨立而展開了偉大的鬥爭，並在這場堅苦卓絕的鬥爭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民族危亡，生死之交，愛國主義成爲中國共產黨與民主人士結成親密戰友的紐帶――一條摧不斷、毀不掉的紐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佔領香港。其時，港九一帶有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包括國民黨元老何香凝、柳亞子以及著名作家茅盾、鄒韜奮等。日軍從佔領伊始就展開了瘋狂的屠殺擄掠，封鎖海陸交通，大肆搜捕“敵性人物”，在港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一場後來被茅盾先生贊爲“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祕密大營救展開了。營救行動歷時近二百天，行程萬里，遍及十餘省市，共營救出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屬八百餘人。
抗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並肩開展了針對國民黨政權的“反獨裁，反內戰”的鬥爭。隨着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又共同投入了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晉察冀日報》上登載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發出“ 五一”口號的同時，毛澤東還就三黨發表聯合聲明致電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徵詢意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之後，解放戰爭形勢發生新的變化，中共中央認爲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可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政協會議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經過反覆協商，新政協會議的參加單位和名單最終確定，其中不但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國內各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宗教界代表，還有從國民黨營壘中分化出來的愛國民主人士，起義的高級將領以及前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的全部代表，可謂“羣賢畢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正式宣告成立。參加過開國大典的人們應該記得，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站着李濟深、張瀾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由主席、副主席、委員共六十三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多達三十人，六名副主席中更有三名民主黨派人士。
掀翻一個破舊的河山，搭建一個新興的國度，中國共產黨人以極大的氣魄團結起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其間的根基無疑正是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
（小標題）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新中國成立後，成爲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繼續與各民主黨派緊密合作，及時穩定了政局，滿目瘡痍的中國得到了休養生息，新中國如初升的朝陽冉冉而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受到了巨大的破壞。一九七八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各民主黨派的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曾經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同我們有過長期合作、共同戰鬥的歷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們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工商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爲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成功地開創了世界政黨制度史上“在朝―― 在野”模式之外的新型模式。
黨外人士大量擔任各級政權架構的實職。截至二０００年底，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縣以上政府及司法機關領導職務的有近萬人。新中國成立以來，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有四人曾任國家副主席和名譽主席，一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四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兩人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二百八十人曾任國務院各部委、直屬局的領導職務，三百六十八人擔任省、自治區、直轄市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
一九八九年，愛國將領李濟深之子、時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沛瑤被國務院任命爲勞動部副部長，並安排分管三個主要業務局和四個部屬事業單位。十分酷愛專業的李沛瑤生前曾坦誠地說：“放棄自己熱愛的專業確實不忍，但爲了國家大局的需要，爲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作爲一名民主黨派成員，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包括對我個人的信任。”
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工商聯還積極、廣泛地開展了參政議政的工作，爲國家決策提供了大量建設性的參考意見和建議。
一九九０年四月的一天上午，中南海第二會議室裏洋溢着春天般的融融暖意，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在這裏聽取民盟中央名譽主席、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等民主黨派人士關於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設想。費老談了一個多小時，江總書記不時地點頭並認真地作着筆記。費老講完後，江澤民高興地說：“這個設想是個好主意！”
如今，長江三角洲已成爲中國經濟發展態勢最好的地區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優越性在改革開放和國富民強的偉大進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小標題）一如既往同舟共濟 肝膽相照再創偉業
在建國初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有人曾提出，多黨合作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面對存在的各種疑慮，毛澤東主席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共產黨和各界黨外人士用良好的合作成就證明了多黨合作這一創造性的政黨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九九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了二十世紀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各自今後的工作方針和任務，通過了新的章程，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爲各民主黨派邁向新世紀奠定了更爲堅實的基礎。
在新舊世紀之交的偉大時刻，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工商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投入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爲實現民族復興的偉業而不懈努力。
一九九一年秋，一份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印章的文件――《國務院辦公廳對民盟中央費孝通<關於建立攀西開發區重建南方絲綢之路開發大西南的設想>的答覆意見》，在民盟中央領導和幹部中爭相傳閱。文件篇首處的眉批這樣寫道：“費老，今年七月廿四日收到您的來信後即請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真研究，現將他們的答覆意見轉上，請核閱。――江澤民”。
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就國家和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問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地方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是中國各民主黨派投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參政議政的主要內容。民盟中央的這個建議是幾年來繼《關於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建議》、《關於長江三角洲開發和發展的建議》、《關於教育改革的十點建議》後，又一個有分量的建議。據統計，從一九九一至二０００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此類重大建議已達一百零六項。
全國工商聯主席經叔平不無激動地回憶起陪同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出訪時的一件事：經叔平在飛機上向李瑞環談起全國工商聯想牽頭籌辦民生銀行以幫助民營企業融資，引導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想法，李瑞環當即表示讚許和支持。後來，經叔平又向朱?基總理談起這一想法，朱?基也表示支持並指出，工商聯應該在這方面做些探索，並就如何辦好民生銀行提出了意見。
如今，每年的三、四月間，中外媒體都會齊聚北京。因爲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工商聯將會在這裏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與西方在野人士的清談會根本不同，這個會議已成爲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會議，因而日益引起衆多媒體的關注。
二００一年是中國開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個年頭，在今年的政治協商會議上，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工商聯就新世紀的國家發展規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和建議。
不盡長江滾滾流。在新世紀裏，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徵途上，仍然是風雨同舟、肝膽相照，迎着東方天際的朝陽闊步前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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