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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環球時報》７月１３日報道：
［美國］羅伯特·羅斯（陸伯彬）（宋念申翻譯整理）
●美中之間將會有怎樣的大國關係？這個問題回答起來並不容易。我們的挑戰在於，在各自不同的國內政治體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國際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慮我們之間的合作，以及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問題
●美中關係就像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存在着令兩國關係朝着更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的機會，同樣也可以看到兩國間仍然存在着傳統的五種因素，決定着美中關係的走向
●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羅納德·里根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比爾·克林頓花了５年半的時間。對於一個新政府來說，對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輕易和隨便的
進入２１世紀以來，亞太已經成爲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而不久的將來它也將成爲世界戰略的中心。在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地區，美中兩個偉大的、生機勃勃的大國正在彼此面對。我們的問題是，這兩大力量將會成爲什麼樣的關係？
新政府上臺的６個月：並非最艱難的時期
同中國相比，美國只有短暫的歷史。作爲一個大國，我們有一種經驗，那就是和蘇聯的冷戰。可能在美國人中會有一種傾向，認爲美國同下一個大國相處的模式一定是另外一場冷戰。但是歷史上有許多種大國關係，冷戰關係只是其中最壞的一種——軍備競賽、危機、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奪等等——這些都是令人厭惡的。大國之間的關係不一定非如此糟糕不可。比如說，１９世紀上半葉歐洲最主要的大國關係是英國和法國的關係，它們彼此根本不喜歡對方，準備着對對方的戰爭。不過，它們之間有貿易、有文化紐帶，戰爭和危機都沒有發生，兩個大國長期和平相處。美中之間將會有怎樣的大國關係？這個問題回答起來並不容易。我們的挑戰在於，在各自不同的國內政治體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國際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慮我們之間的合作，以及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問題：我們有着艱難的１０年，也有着艱難的６個月——我們都知道，過去的６個月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我可以輕易地列舉出布什政府上臺以來的種種新政策，我們都會同意，這些新政策並不有助於美中之間的合作。但讓我們先回到過去，把目前這６個月和我們自１９８９年以來的十幾年中的不同時間段做一下比較，來看看這６個月到底有多艱難。我相信我們都同意，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相對而言要糟糕得多，我們停止了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中止了一切接觸，２００１年則沒那麼糟。然後到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美國把人權和貿易問題聯繫起來，中國則在１９９４年５月聲明對此採取報復性措施，相比而言現在也沒那麼糟。再到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李登輝去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此後發生了臺灣海峽兩岸的對峙，相比之下，過去６個月似乎好得多。再來到１９９９年，這可是很糟的一年，我甚至無法歷數在這一年發生的所有壞事情：《考克斯報告》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核機密；“政治獻金”事件指責中國在大選中用非法手段幫助了民主黨；在科索沃問題上美國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意見不同，引起中國不快；然後美國轟炸了中國大使館；再後來還有李登輝的“兩國論”……１９９９年是可怕的一年，２００１年看起來要好多了。回顧十幾年的歷程，我們很清楚這是段艱難的時期，但我們同樣清楚，艱難是可以被克服的。
美中關係就像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存在着令兩國關係朝着更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的機會，同樣也可以看到兩國間仍然存在着傳統的五種因素，決定着美中關係的走向。這五種因素是：臺灣問題、安全問題、貿易問題、人權問題以及非政治性合作。
臺灣問題
先來看看臺灣問題。我想說的是，臺灣問題的框架然未受到毀壞，就是說，兩國政府仍然是在美中２０年來關於臺灣的合作框架之內處理問題。其中有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售臺武器，一個是“一箇中國”的原則。布什總統對於臺灣問題顯然準備不足。讓我們通過綜合所有的談話以及採訪，來看看新政府對於“一箇中國”的原則是如何理解的。我覺得，布什政府與克林頓政府在這點上十分相近，布什說，“美國要儘可能協防颱灣”——這是一個長期的承諾，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９年，這個承諾在７０年代、８０年代以及９０年代始終存在，這並不是一個新立場。實際上，新政府上臺後臺灣獨立的呼聲要比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更強，但“一箇中國”的原則，作爲美中關係框架中的最主要的一個方面，並沒有受到破壞。關於售武問題，我想說，是的，美國破壞了有關對臺售武的協議，但這種破壞１０年前就發生了，這也不是新的問題。美國認爲售臺武器是以一種不損害中國基本利益的方式進行的。兩國在這個領域的矛盾並沒有妨礙雙方在其他領域的合作。
安全問題
有很多說法認爲，美國新政府在改變戰略重點，要更關注中國。是，我可以列舉許多例子：美國對俄政策、美國對印度政策、美國對日本政策……所有的都似乎是爲針對中國而設計的；有媒體認爲，美國在調整其核目標，更爲關注中國；我們對戰爭的準備已經從歐洲轉移到了亞洲，特別是對中國；國防部更多考慮的是與中國的軍事關係；導彈防禦：先是與俄國協調，現在是與中國……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所有這些，從某個角度上看意義重大，但從另外的角度看其實無一對中國構成威脅。美國的底線是，阻止其他國家在可能的戰爭中威脅到美國，而這一定不會是美中之間的戰爭。中國顯然不喜歡看到這些，但它們並沒有威脅到中國根本的戰略利益。當然，其中有一個例外，就是美國宣稱要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ＮＭＤ）。我們是否真的能實施ＮＭＤ呢？沒有人知道。阻礙是巨大的：首先是國內政治上的阻礙，現在國會被民主黨控制，國會控制着預算，而對五角大樓的預算是國會影響外交決策的一個方面。所以實施ＮＭＤ的可能性在下降。第二，技術上的可行性仍不清楚，我們將在７月進行第四次ＮＭＤ試驗，不知道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從歷史上看，一兩次實驗的成功不足以決定我們是否發展防禦系統，將來也不會這樣來決定。讓我們假設我們實施了ＮＭＤ，這對中國有怎樣的威脅呢？有人認爲這會削弱並壓制中國的二次戰略攻擊能力。我不這麼認爲。中國將在美國發展導彈防禦之前發展它下一代的戰略導彈，中國會逐漸加強其安全水準，而其二次攻擊能力會因此不受破壞。ＮＭＤ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而要花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比如５到１０年的時間裏，ＮＭＤ會對中國構成什麼壓力呢？這期間中國會開發新的導彈，而這並不昂貴，而且速度會很快。
貿易問題
貿易問題集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上。是的，但更多的，我們應該關注談判本身。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談判，而不僅僅是美國坐下來說，你必須這樣，或者必須那樣。雙方各有妥協，這是兩個大國應有的合作方式。你們有你們的利益，我們有我們的利益，我們通過談判達到相互滿意，相互獲益。第二點我認爲更加重要，談判給中國兩個信號，其一，支持中國加入世貿是美國政府的持續政策，從民主黨到共和黨都樂意支持，這中間沒有新的挑戰；其二，也是使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聲名遠播的原因：“接觸”。我們可能不會從新政府中聽到“接觸”這個詞，但“接觸”仍然是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權問題
從某個方面說，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取得滿意結果的問題。但關鍵不是我們能否解決掉這個問題，而是在我們繼續存在分歧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是否可以不影響兩國整體關係？很明顯，如果仔細觀察美國外交政策就會發現，這個因素的作用是在降低的。去年美國國會辯論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時，人權並不是問題，安全問題、武器擴散問題纔是問題。人權問題將繼續存在，但其背景和內容已經不同。從世貿談判中可以看出，很明顯美國希望把人權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這是新政府在貿易問題上的承諾。我認爲，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人權問題將在兩國關係中相對受到抑制。另外還有一點是，今年日內瓦的人權會議沒有引發美中間的過度緊張，在明年，關於中國人權的提案將在議程中比前一年減少。對中國來說，這意味着美中關係中的人權問題，與以前相比，將更少地以國際問題的形式出現。
非政治性合作
最後還有另外一個領域，可能不太受到注意，但它卻很重要，這就是我們兩個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合作，而其中很多是低於政治的層面的。其中最成功的一項是我們對毒品走私的共同鬥爭。近年進入美國的毒品更多的是來自哥倫比亞而不再是亞洲的“金三角”地區，問題的嚴重性得到緩解，但這方面的合作仍然在繼續。我們在環境問題上也有合作，並且合作也在繼續。很多的美國人相信對毒品的鬥爭，對環境的改善，他們不受政府或者國會的派遣，自發地與中國合作。正因爲這是在政治爭論的界限之下，所以即使面對今天艱難的情況，我們的合作仍然在發展。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呢？是的，比如一個雙方可以合作、並且都感興趣的領域是難民流動問題。我們可以期待更多方面的合作，這並不用改變雙方的政治以及經濟戰略關係。
期待新政府的走向
那麼撞機事件會對兩國關係有什麼影響呢？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事件發生了，我們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當意外發生，領導人知道這僅僅是一起意外，最終現實會說明，這並不是政策，而是其他的東西。
問題是，新政府將會走向何方？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個年輕的政府，它還沒有確定中心，仍然在考慮。它不僅在考慮對華政策，還在考慮對朝鮮政策、對俄羅斯政策、對科索沃政策、國家導彈防禦政策……它在考慮所有政策。它仍然是一個在尋找中心的年輕的政府。６個月對一個新政府來說是很短的，不足以確立穩定的政策。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羅納德·里根花了１８個月的時間，比爾·克林頓花了５年半的時間。爲什麼克林頓花了５年半？因爲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利用冷戰勝利的機會去處理國際問題。對於一個新政府來說，對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輕易和隨便的。
我樂意指出一個跡象，令我們可以從樂觀的角度看待美中未來的關係。我們都在報紙上讀到，國務卿鮑威爾可能訪華，我覺得這可以說明兩點。第一點，他是新政府中第一個爲１０月份北京峯會而來的代表，中國和美國都希望總統能來中國訪問，這件事情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第二點，我們都知道，美國在決定應該和中國建立何種關係的問題上存在不同的意見，對那些決策者來說，國務卿的首次訪問將是政府決定對華政策的機會，這將促使政府決定對華政策到底是什麼。在美國國內政治體系中，這是一次由國務卿扮演對華政策制定中主要角色的機會。
應該說，縱觀新政府上臺的６個月，還是有好的跡象。我希望我們可以先等待，看新政府如何做，看它將往何處走（因爲沒人知道它會往何處）。與其採取行動以促使新政府決策，不如首先看它的走向，然後再做出自己的決定。
注：羅伯特·羅斯（中文名陸伯彬）是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和美中關係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他與姜長斌合著了新書《從對峙走向緩和》，還曾與安德魯·內森合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本文根據羅斯教授６月１５日在美國駐華使館的演講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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