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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國媒體同行曾這樣評價：香港的傳媒，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傳媒，也是世界上最不負責任的傳媒。對這一說法，我持“有保留同意”的態度，因爲前半句絕對是事實，而後半句有“擴大化”之嫌。實際上，香港傳媒界並非“洪洞縣裏沒好人”，負責任的傳媒有不少，負責任的從業人員就更多。但相對而言，部分傳媒報道失實、評論失準現象確實比較嚴重，給人留下了“最不負責任”的壞印象也不足爲怪。
可沒想到，這種少數人“只要自由、不負責任”的毛病竟也像“禽流感”一樣傳染給了企業界。最近爆發的“國泰”工潮，就是最典型的實例。
本來，國泰航空公司機師們（飛機駕駛人員的統稱）的收入就很高了，年薪100多萬到300多萬，最高的達360萬港幣，不要說“升斗”小民，多數工薪階層人士恐怕都難望其項背。他們不僅在香港屬於“打工貴族”，在全世界同行中也是居於“頂層”的。但他們仍不滿足，先是“自由地”提出加薪要求，而且“自由地”把加薪幅度定爲17%--32%！繼而更加“自由地”以消極怠工來威逼資方就範。採取行動的時機，恰逢香港空運忙季、旅遊旺季，也正是颱風襲來的“亂季”。而這種時候，急切需要的是大家多出力、多擔待。機師們自由了，香港可慘了，國泰航空公司蒙受上10億元損失是有形的，擾亂香港整體經濟秩序造成的惡劣影響，卻難以用數字統計：一些原定在港舉行的國際會議取消了，旅遊業、航空業聲譽受到嚴重損害，剛剛復甦的零售業、餐飲業被兜頭潑了一盆涼水。“國泰”機師“乘人之危”的不責任行爲，理所當然地引起了衆怒。
香港今天的經濟繁榮，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比較和諧的勞資關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條。衆所周知，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存在着勞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近幾十年，也就是香港真正繁榮起來這幾十年，香港的勞資關係都處於相對和諧的狀態。這裏面，就包含着勞資雙方自由與責任的平衡。因爲即使是在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中，自由與責任也是相伴而生的。只要自由不要責任或是相反，一家公司就會勞資糾紛不斷，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經營業績；一個社會就會動亂不已、工潮頻仍，經濟就不可能健康地發展。那些使香港繁榮的因素，是全香港人的寶貴財富，理應得到愛護和珍惜，不能任人隨意“自由”地糟蹋。
“國泰”工潮已經持續了半個多月，至今仍沒有結束的跡象。它顯然不再是單個企業的勞資糾紛，而變爲殃及全社會安寧的事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香港正步入新一輪經濟轉型期，由於經濟結構、業務方向的調整，技術水平、服務質量的提升，勞資衝突也進入了一個高發期。弄不好，讓這種動輒“自由”地鬧“工潮”、不負責任地傷害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爲，演變成類似“禽流感”那樣的惡症，香港就要付出難以預料的慘重代價。如何採取有效措施防患於未然？這一新課題，絕不僅是香港政府必須面對和認真思考的。
香港一向以法制健全而驕傲。在發現了法律的漏洞後，聰明的香港人不會等到“只要自由、不負責任”真的成爲“禽流感”時，纔去想辦法“補牢”吧。
爲了遏止禽流感蔓延、保障全體港人的生命安全，香港政府可以果斷地在短時間內殺盡120萬隻禽類。爲了防止社會性“禽流感”孳生、保證香港的整體穩定繁榮，“殺”個把亂港之“雞”以儆“猴”，是同樣會得到廣大民衆支持的。（吳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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