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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揭開了山東曹縣一中高考替考事件的序幕。已證實的消息表明，曹縣一中有283名高二學生參加高考報名，其中有近 80人涉嫌替考。此後，隨着調查的進一步深入，內幕一點一點被挖出來。7月 12日，本報派記者專程趕赴曹縣對此事進行了追蹤採訪。
目擊 沒有學生敢說替考的事
7月13日下午，記者來到發生替考事件的曹縣一中門口。曹縣一中臨街立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樓式的大門，門前還擺着兩隻石獅子。
聽說附近的民房裏都有學生租住，記者便一家一家地找，希望能找到幾位高三的學生。低矮的民房顯得有些破舊，不過比起學校裏那麼多人住一塊兒，住在這裏算是相當不錯的了。不巧的是，記者找了十幾家都未能找到高三學生，據說他們都已經回鄉下老家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高一學生，和他搭訕了幾句後，問他是否知道替考的事情。這個男生顯得一臉茫然：“不知道，你問問別人吧。”說着，他指着前面一個騎自行車的男生說：“他是高三的。”這個高三生一聽記者提起替考的事，便顯得驚慌失措，連連說：“我不知道，我還有事”，便騎着車一溜煙地跑了。曹縣的許多學生都不敢說替考的事，一位學生的話一語道破天機：“誰敢說，一旦查出來，幾年都不讓參加高考，不就沒前途了。”
胖墩墩的門衛擋着不讓進一中
找不到學生，記者想到一中裏面去看看。從臨街的大門一直向前，走了大約100米，便看見一中的第二道大門。從學校門口向裏面張望，校園裏的建築錯落有致，在學校的辦公大樓前，有兩座雕塑，一頭鬥牛和一隻展翅飛翔的雄鷹。雕塑的旁邊，豎立着兩塊廣告燈箱一樣的牌子，上邊分別是北大校門和清華園的圖案。可能因爲一看就是外地人的緣故，記者剛走到門口就被胖墩墩的門衛擋了。
門衛氣勢洶洶地喝問道：“你幹什麼？”當記者說想到學校裏看看時，門衛沒好氣地說：“有什麼好看的”。當記者表示想找學校領導時，門衛一邊告訴記者領導都不在家，一邊開始很用力地對記者推推搡搡。記者只得先返回，走出大概一百多米遠，回頭一看，這個門衛居然一直在後邊跟着。直到記者坐上三輪離去，他纔算作罷。
“你是記者吧？”
曹縣幾乎沒有什麼高層建築，縣裏最好的賓館也只有九層高。記者來到這家賓館登記住宿的時候，順便和服務員聊起替考的事。服務員也知道這幾天曹縣高考替考的事情好像搞得全國都知道了，“聽說上級派人來查了。” 當記者問起這幾天各地記者來得多不多的時候，這名服務員非常警覺地反問道：“你是記者吧？”即便記者回答說不是，但服務員的目光中還是透着狐疑。
記者曾和一位三輪車伕聊起曹縣一中替考的事，開始三輪車伕還說得津津有味，後來發現記者問得比較多，他突然剎住了話問道：“你是記者吧？” 笑容立刻收斂了。
“高二高三的學生都知道替考的事”
記者費盡周折，終於找到一位利用暑假在曹縣一中學電腦的高三學生。在記者一再保證絕對爲其保密的情況下，這個學生打開了話匣子——“高二高三的學生都知道替考的事”。
這位叫李威（化名）的學生說，高考替考的事早幾年就有了，而且據他所知，在菏澤地區的其他縣也有類似情況。李威進一步爲記者解釋了替考常見的三種方式：一種是讓高二的尖子生替考；一種是把已經上了大學的大一學生，甚至大二學生叫回來替考，因爲有些人有權有勢，他們的子女學習又不好，就採取了這種辦法；還有一種就是一些學生考完之後，賣分、賣錄取通知書。
“200塊錢就能在派出所改名字”
在記者的追問下，李威詳細地解釋了賣分、賣錄取通知書的操作方式。 “一般7月24日左右分數就出來了，分出來後填志願，有些學生由於各種原因，他就把分賣給你，讓你去填志願，最後只要花200塊錢的樣子就能在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李威對其中的套數頗爲熟悉，“雙方一般通過口頭約定的方式，一般將整個買賣過程分成三步：先付定金，替考完了以後付一筆錢，最後拿到通知書再付一筆錢。”
據瞭解，賣分、賣錄取通知書的學生，有的是因爲窮，上不起大學；有的是高二的，考一次當練練兵，分賣給別人，自己還可以賺一筆。替考一回的花費從8千到2萬元不等，重點本科要1.5萬到2萬，一般本科要8千到1萬。
替考的過程其實很容易
當記者問起老師們對替考一事是否知情時，李威肯定地說：“當然知道，要不是老師們管得鬆，替考根本沒法進行下去。老師在中間搭橋，他們和替人考試的學生再分成。今年學校把照相的時間定在五一期間，就方便了那些大一的學生回家來報名。”但李威對怎麼分成不是很清楚：“聽說有的是六四分成，有的是四六分成。”
說起替考的操作過程，李威說很容易：“比如說我替你考，在辦准考證的時候，我就以你的名字去拍照片，你也去拍照片，只不過你要換個名字，然後我們都參加考試，等我考上了，照片上是我，名字卻是你。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去大學報名，我代你報完名之後就走，你留下來讀書，大學裏一般也不會有人再去認真查檔案的。”在他看來，因爲中學和大學都有漏洞才導致了替考事件的發生。李威還告訴記者，高考前，高二的前20到30名一般都會被預訂掉。
閃回 縣長的消息還是從美國知道的
7月14日，記者在曹縣的縣政府招待所見到了該縣縣長王振欽。這位40歲左右的年輕縣長，談吐簡潔有力：“7月10日，我在濟南，當時我一個在美國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曹縣怎麼搞的，高考舞弊。我那時的第一感覺是曹縣出事了。”王縣長立即從省城趕回縣裏，着手對這一事件的調查處理。
王振欽對輿論監督表示歡迎。“有些事情在新聞媒體的監督下，可以辦得更徹底一些。”
7月10日晚，由省教育廳、省監察廳和省招辦有關同志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駐曹縣。但是，僅僅不到三天，調查組就撤離了。調查的結果只查到高二學生替考這一層。有283名高二學生參加了高考，其中80人涉嫌替考。事實上還有一批迴來替考的大一學生卻沒有查出來。
好像我們的成績都是作弊得來的
在目前作出的處理決定中，包括一中校長在內的12個人受到了處理，其中級別最高的要算身爲副縣級的一中校長汪洪祥。大腹便便的汪洪祥原是民辦教師出身，在教育戰線工作了二三十年，沒想到落了個被撤職的結果。
在記者遇見的幾個一中教師裏，他們都說這幾年是在汪洪祥的領導下，學校才這麼紅火。1996年，曹縣一中在當年的高考中，錄取率爲全菏澤地區的倒數第二名，跌到了歷史上的最低谷。這時，汪洪祥出任校長，“之後，學校一年一個臺階，1997年考取273個本科，1998年增加到340多個，1999年 460多個，去年有594個。”一中語文教師李世存說。英語老師胡海清抹着眼淚對記者說：“現在，替考的事情一報道，好像我們取得的這些成績都是作弊得來的一樣，對我們的打擊太大了。”
校長被撤職 300員工連續三週政治學習
事件發生後，一中教師明顯感覺到了約束和壓力。縣裏規定：一中所有員工300多人必須連續三週進行思想政治學習，每天早8點到11點半，下午2點到6點半爲學習時間，有的人一放假離開了縣裏也被召了回來，還有更多的人無奈地打消了出去旅遊的念頭。
一中的政教主任李美雲說，學校被新聞媒體曝光，校長又被撤，“感覺就像天塌了一樣。”李美雲也是沒說兩句話眼淚就流了下來。
據說，7月13日，校長被撤職的消息傳來後，汪洪祥家的院子裏站滿了學校的教師，哭聲一片。
高考成了可以買賣的交易
曹縣所屬的菏澤地區位於魯西南，與河南、安徽等地交界，是山東最爲貧困的地區之一。隨便問一位縣裏的百姓，他們告訴記者，這裏人們的一般收入也就是每月400至500元。只有上大學才能改變人生。這是縣裏人們的普遍看法。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高考也成了一項可以買賣的交易。
“有些孩子上不了學就去武校學武術了。”王佔江說。菏澤地區的武校爲數不少。“武校其實是菏澤地區的毒瘤。”王佔江的意思是，許多孩子從武校出來後，大都成了打架鬥毆的好手。只要稍微有點辦法的家長，都不願讓孩子去上武校。對一些家長來說，只要孩子能上大學，什麼辦法都可以。家庭條件好的，幾千元上萬元不在話下，家庭條件不怎麼樣的也要想盡一切辦法。
儘管到目前爲止，沒有任何人承認，但事實上，替考雖有風險，無論對教師、學生還是家長都各有各的好處。教師擔當了掮客的角色，在中間鋪路架橋，從中收取好處費；高二學生通過考試練練兵，看看自己的實力如何，同時還能得到一筆不菲的錢財，幾千元對於他們來說是家裏一年多的收入；大一的學生則純粹是爲了錢，大部分人會在7月6日趕回縣裏參加考試。
餘音 對一中所有上線考生逐一審查
事件的真相逐漸被查清。在今年高考報名期間，曹縣一中年級部主任劉忠良，年級部職員王志、馬效衆不顧今年高二學生不能參加高考的規定，私開口子，讓283名高二學生參加高考報名，其中有近80人涉嫌替考。而當時負責報名的縣招生辦公室主任(現曹縣三中副校長)嶽桂啓、副主任耿蘭彬、微機員徐淑莉，在報名照相環節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高二學生報名順利通過。另外，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學生以多種形式涉嫌替考，目前尚未查清。
根據這一調查結果，曹縣縣委、縣政府作出處理意見，擬給予嶽桂啓黨內嚴重警告、撤消職務處分，耿蘭彬黨內警告、撤消職務處分、調離工作崗位，徐淑莉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調離工作崗位，劉忠良黨內嚴重警告、撤消職務處分，馬效衆黨內嚴重警告、行政降級、調離崗位，王志行政降級、調離崗位。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曹縣一中校長汪洪祥擬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撤消職務處分。
曹縣縣長王振欽表示，對查清的283名高二學生和高考期間被當場清除的 18名替考生、1名作弊生一律取消考試資格。高考成績出來後，對曹縣一中所有上線考生，上報省招辦進行審查，逐個把關，決不讓一個不符合條件的考生進入高等學校。
縣裏似乎不想追究替考和被替考學生的責任
聯合調查組13日撤離曹縣後，主要工作由縣裏繼續完成。但記者通過調查發現，縣裏似乎不想追究替考和被替考學生的責任。他們在高考期間發現的18位名字與准考證照片不符的學生，只是將他們清出考場，而沒有做進一步的追究。對於高二的283名參考學生，也只是宣佈他們考試作廢，但具體是什麼人蔘加了考試，到現在也沒有查出來。他們認爲，學生年紀小，心理承受力有限，如果追究學生的責任，有可能在他們心靈上留下難以癒合的創傷。
替考事件讓縣裏的領導們愁容滿面，一位縣委常委和記者沒說幾句話就流下眼淚，他們也不知道這壞掉的形象什麼時候才能重塑起來。（鮑丹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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