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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什政府執政半年來，以其外交上一系列動作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如何看待美國對外政策的特點、調整與變化？本報編輯就此問題採訪了國內四位著名國際問題學者，文載如下。文中觀點均系論者個人觀點。
基本特點
楚：冷戰思維強烈，重視傳統的軍事和防務
蘇：以政治現實主義爲理論基礎，強調以實力鞏固美在全球的優勢地位
閻：單邊主義、鬥爭主義、利己主義
楚樹龍：布什政府上臺半年來，其對外政策表現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點：
一是冷戰思維強烈。布什政府的某些主要成員曾是冷戰時期多年的鬥士。在他們頭腦中早已形成了對世界和美國外交的固定看法和態度。當他們重新回到執政地位後，他們頭腦中的世界還主要是10年前冷戰的世界。他們的“冷戰思維”表現在注重“威脅”，尋找“威脅”，尋找“對手”和“敵人”，採取強硬手法對付“威脅”、“對手”和“潛在的敵人”。
二是重視傳統的軍事和防務問題。布什政府執政半年來外交方面的施政重點多爲傳統的軍事安全問題，如導彈防禦系統、增加國防開支、軍事戰略評估、軍事裝備發展、對伊拉克強化遏制和制裁、同俄羅斯打間諜戰、向臺灣大規模出售武器、對朝外交中突出導彈等武器問題等等。
三是採取單邊外交等強硬手法。半年來，布什政府在導彈防禦系統、《京都議定書》等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採取我行我素的單邊策略，置廣大國際社會輿論於不顧，甚至連它的西歐、日本等主要盟國的立場都不予足夠的重視，結果遭到包括盟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的譴責，處於較孤立的境地。
蘇格：外交政策服務於國家總體戰略目標。布什政府的基本戰略目標依然是保持和加強美在世界新格局中的“主導”地位，即霸權地位。按照保羅·肯尼迪的理論，美國作爲“已經在位”的帝國，必然會極力防止出現可能向其地位提出挑戰的任何大國的崛起。布什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特點是：以政治“現實主義”作爲其政策的理論基礎，更強調以實力鞏固美在全球的優勢地位，在做法上單邊主義傾向突出。
冷戰雖然結束，但在追求“絕對安全”的冷戰心態的支配下，一些美國政要將自身的“防衛”範圍在國際上無限擴大，同時又在全球範圍內捕捉新的敵人。美國加緊發展攻防兼備的導彈防禦系統，極有可能對國際安全環境產生一系列深遠的消極影響。該計劃一是違反《反彈道導彈條約》，破壞國際關係中業已存在的戰略平衡與穩定；二是有可能嚴重阻礙國際軍控與裁軍進程；三是有可能嚴重損害國際防擴散機制和努力，並引發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四是有可能使國際關係中的軍事因素上升。因爲無論其是否真正有效，都會進一步助長擁有者在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及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傾向。
閻學通：我認爲布什對外政策有單邊主義、鬥爭主義、利己主義三個基本點。布什執政後，其外交政策最突出的一點是單邊主義，即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不僅不與利益相關的重要國家商討，甚至也不與其盟友進行磋商。例如，在彈道導彈防禦計劃（BMD）問題上，布什政府採取了通知有關國家其決定而不準備考慮任何反對意見的做法。因此其BMD政策不僅遭到了俄羅斯、中國、朝鮮的反對，而且受到了盟友的批評。
布什對外政策的鬥爭主義特點表現爲，隨時準備使用強制性手段，包括軍事手段，與一個國家進行對抗。“敵人飢餓症”驅使布什政府一執政就開始製造敵人，先是發動了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而後否定韓國總統金大中對朝鮮的“陽光政策”，拒絕與朝鮮討論如何改善雙邊關係的問題；然後又借中美軍機相撞的機會，明言將以武力保衛臺灣，試圖在臺灣地區製造中美對抗局勢；再後蔑視俄羅斯以裝備多彈頭戰略導彈對付美國BMD計劃的警告。美國一些輿論評價布什的對外政策是，將所有人變成自己的敵人。
布什對外政策的利己主義特點，是爲了追求國家利益而無視國際利益。對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但所有國家都得在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布什上臺後則不顧及這種平衡，它拒絕執行旨在保護大氣層的《京都議定書》；停止要求美國國會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聲稱準備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失去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席位後，布什政府公開指責該國際組織不公正。
差異與連續
王：執政黨輪換，新官上任，總要表示同過去劃清界限，但不久之後，美國外交還要回到原來的基本軌道上
閻：戰略目標相同，但在如何維護美國主導權的策略上有所不同
楚：與克林頓政府重視大國間對話與接觸不同，突出他國對美國的挑戰
蘇：全球戰略與對外政策具有連續性，但軍事安全問題的位置相對上升
王緝思：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同歷屆共和黨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脈相承的。共和黨的保守主義色彩比較濃厚。保守的國內政策表現在減稅、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等方面；保守的對外政策則表現在重視軍事安全和保持美國的實力地位方面，反對在不關係到美國切身利益的地區進行戰略目標不明確的干涉行動，而且相對不那麼重視人權外交。共和黨的主要國內社會基礎是大公司、大財團，因此它的國際經濟政策是“親商業”的，即維護大公司財團在海外的利益。共和黨的外交思想通常是現實主義的，有別於民主黨那種以促進他國“民主自由”爲己任的“理想主義”外交思想。
布什外交的保守主義特色十分明顯。在他的外交決策班子特別是國防部裏，不乏鷹派人物。美國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獨佔鰲頭，目前經濟上雖然表現欠佳，但並未傷到元氣。因此，布什上臺伊始便在外交上趾高氣揚，是以實力爲基礎的。
雖然從外交理念和政策聲明上說，美國共和黨同民主黨差異較明顯，但是在外交實踐上，兩黨的連續性大於差別。兩黨的階級基礎和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執政後決策的國內環境和過程也差不多，所以在執政黨輪換之後，新官上任，總要表示同過去的政策路線劃清界限，但不久之後，美國外交還要回到原來的基本軌道上去。但目前的情況是，布什在國防和外交上重用了一批十分保守的高級官員，他本人則對國防和外交問題缺乏經驗，所以從強硬姿態調整到比較務實的外交政策需要的時間會長一些。
閻學通：在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上，布什與克林頓都是要長期維護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用美國政府的語言講，就是在21世紀裏將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保持下去。但是兩者在如何維持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策略上有所不同。
首先，在保持美國軍事主導權方面，克林頓既要擴大與世界所有國家的軍事實力差距，同時也考慮與盟友及對手進行必要的戰略安全合作。布什則將保持美國軍事主導權的戰略重點集中於擴大軍事實力差距上，而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爭取儘快部署BMD。
其次，在推行美國政治價值觀方面，克林頓爲美國價值觀冠以國際主義的桂冠，儘量採取多邊行動，參加多邊國際條約，即使不參加也不批評普遍的國際規範。布什與克林頓都堅持美國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原則，但布什不僅不遵守國際普遍規範，而且對其政府不喜歡的多邊協議大加指責，如指責《京都議定書》是“不實際的”和“不公正的”，批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是“不可檢證”和“不可靠的”。
在擴大美國國際經濟利益方面，克林頓與布什都強調維護美國經濟利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任務，但克林頓在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之間更加看重經濟利益，因此控制軍費增長速度，而布什政府則更加註重安全利益，因此加大軍費增長速度。
國際形勢在克林頓時期與布什接手政權後沒有什麼重大變化，因此兩屆政府所處的國際實力地位與面臨的客觀戰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這一點決定了他們對外政策上的相似之處，而不同之處則主要源於布什政府與克林頓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克林頓政府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因此比較重視國際規範的作用，在美國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之間還要保持一定的平衡，而布什政府則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因此採取了民族主義政策。
楚樹龍：克林頓政府後期的外交政策表現出很多美國式的“國際主義”傾向，即重視全球問題，如全球化、大規模武器擴散、環保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而在布什政府主要成員的言論中，至今很少聽到他們談論世界的全球化、相互依賴等思想。他們更多注重的是個別的、孤立的、單項的傳統安全問題，而對國際形勢和世界發展大勢缺乏總體的認識和把握，當然也就缺乏總體的思維和戰略。
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布什政府的重視程度遠遠低於克林頓政府。換句話說，布什政府在防擴散問題上重擴軍，輕裁軍，用另一類武器擴散的辦法來對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
克林頓後期外交較爲重視國際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對話和接觸，強調同世界主要國家發展各種各樣的“夥伴關係”。布什政府則突出各國間，特別是美國同中、俄間的不同、“競爭”，強調別國對美國的“挑戰”、“威脅”或“潛在威脅”，把俄、中看作“對手”、“競爭者”。在環保問題上，也是強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不同，突出自己的立場主張，不能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和立場。
當然，布什政府同歷屆政府一樣，都是美國利益的代表，它半年來的外交同前任也有一些大的共性。布什政府在維護美國霸權方面同克林頓政府目標一致。兩者都聲稱要以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爲外交政策目標和基本內容，雙方在這方面的意願、言辭、目標方面沒有不同。在實踐中，兩者也不時採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行徑。在強調“民主”、“人權”方面，布什政府同克林頓政府殊途同歸。兩者都聲稱美國外交是建立在美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基礎之上，都把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爲外交的指導思想，都把擴展美國式的“民主”、“自由”作爲美國外交的終極目標，都突出美國的“人權外交”，都堅持在“民主”、“人權”領域的國際對抗。布什總統、鮑威爾國務卿等政府高級官員強調這方面的言辭一點不少於他們的前任。
蘇格：此次白宮易主，國際格局並沒有發生冷戰結束那樣滄海桑田般的跌宕起伏。在“和平與發展”爲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均在曲折中前進。多極化一是對單邊主義形成掣肘，二是使得國際安全環境中敵友陣線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涇渭分明。而全球化又使得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程度增加。此外，冷戰後幾經修訂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美國“國家利益”分爲三大類：生死攸關的利益，重要國家利益和一般性利益。布什新政府對美國家利益的界定，難以有質的改變，所不同的可能是對有關內容的解釋。正因爲世界格局和美國的國家利益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人們有理由推測：美國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均會具有相當的連續性。
然而布什上臺後，我們需要關注年內將出臺的新版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確立的“三大支柱”爲：一是確保國家安全；二是發展美國經濟；三是擴展“民主”陣營。上述三個方面估計會有相當的延續性。據目前情況看，軍事安全問題在新政府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中所佔的位置可能相對上升。原因包括：（1）共和黨崇尚實力的理念；（2）布什內閣人員的構成；（3）保守勢力上升的美國社會環境；（4）近年美國綜合國力的增長；（5）競選人得勝後需回報軍工利益集團的政治需要等。
調整與變化
閻：布什政府對外政策受其實力地位、戰略利益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三者中沒有一個要素髮生重大變化，其政策不會出現根本性變化
楚：執政初期言行多具可變性
王：尚未定型，戰略重點依然在歐洲，未來應關注其在導彈防禦系統、美日安全關係、朝鮮問題、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上如何行事
閻學通：布什的對外政策源於共和黨的政治傳統，因此其對外政策的大方向已定，基本框架不會發生變化，但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布什政府將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其對外政策。根據官僚化理論（執政後的實際政策與競選許諾的政策不一樣），許多分析家認爲，布什已經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其對華政策也開始調整。
我認爲，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主要受其實力地位、戰略利益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如果這三者中沒有一個要素髮生重大變化，布什的對外政策就不會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布什對外政策的主要成員有副總統切尼、國務卿鮑威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他們都曾分別在以往美國政府高層制定過對外政策。所以布什對外政策班子並不是沒有制定對外政策的經驗，而是這些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過於濃厚。目前，由於布什在對外政策方面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所以有將對外政策進行戰術調整的可能。
楚樹龍：美國外交史告訴我們，多屆美國政府執政初期的外交言行多爲臨時性、過渡性、反應性及可變性，執政頭半年、一年內基本沒有形成較爲完整和成熟的外交政策，其行爲多爲對具體事件和問題的反應。克林頓政府初期是這樣，布什政府的頭半年也基本是這樣。就是在僅僅半年內，布什政府的外交也已出現了調整。對俄羅斯不再像頭三四個月那麼敵對和強硬，對朝政策評估的結果也是要同朝接觸對話，導彈防禦系統、國際環保等問題也開始注意同西方盟國和國際社會的協調，對華外交也出現了願意改善關係的積極姿態。
可以預計，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大體上跳不出歷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模式。即執政初期雄心勃勃，對自己和美國的能力估計過高，以爲美國可以做很多它想做的事，外交風格也較爲強硬。時間一長，他們就會發現：世界並不只有一個美國，即使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也不能在世界上爲所欲爲。
王緝思：一位在克林頓政府外交決策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最近指出，“布什的外交現在只有姿態而沒有政策。”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布什政府迄今尚未發表過一個綱領性的對外政策聲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沒有出臺。布什政府宣稱要加強同盟國的關係，也確實同歐洲、日本的領導人接觸頻繁。但是，美歐、美日同盟關係的實質性內容是什麼，要採取什麼協調行動，並不清楚。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尚未定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參議院里民主黨已經佔據優勢地位，國會對政府會形成多大牽制，尚待觀察。
一段時間以來傳出來的一個說法，是美國的戰略重點將要從歐洲轉移到東亞。關於這一問題，我有三點看法。首先，美國同歐洲的歷史聯繫，共同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經濟的相互依存程度，美國在歐洲駐軍規模，北約的緊密結構，都決定了美國對歐洲經濟與安全的重視超過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就此而言，說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是客觀的。很難想象在亞洲沒有發生重大沖突的情況下，美國會將它的重點轉移到東亞。
第二，幾十年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明確地聲明它的戰略重點在歐洲還是在亞洲或中東。二次大戰後美國發動的兩場最大的局部戰爭，畢竟都發生在亞洲，所以自稱戰略重點在歐洲沒有多大意義。即使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也沒有說它的戰略重點轉移到了東亞。最近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針對“戰略重點東移說”明確表示，美國不會減少對歐洲的安全承諾，以此安撫其北約盟國。
第三，美國近來對東亞安全形勢的關注程度超過歐洲，這也是客觀現實。可以說美國的戰略關注點（而不是重點）正在轉向亞洲。因爲朝鮮半島的緩和還沒有制度化，臺海關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這兩個問題都應當主要歸因於美國），印尼國內政局不穩，印度同巴基斯坦的關係起伏很大，而歐洲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較小。
關於美國外交的未來走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第一是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問題。布什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下一步的問題不是建不建，而是何時建，建多大規模，花多少錢，針對性是什麼，在多大程度上同其盟友合作，等等。對於這些具體問題，在美國內部，在西方聯盟內部，都會有許多不同意見，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意見，美國也不得不考慮。可以預料的是，導彈防禦系統問題將在很長時間裏成爲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難題。
第二個問題是美日安全關係。布什政府上臺後，更多地談到要日本成爲“平等夥伴”以及提升日本在亞洲安全中的角色問題。但是，日本和平憲法規定日本不能建立常備軍，對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發揮更大作用是個牽制。美國在日本是否應當修憲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上表態不明朗，又期待日本多出錢出力，內心是十分矛盾的。
第三個問題是朝鮮半島。布什政府最近對朝鮮的態度明顯轉緩，正式表示支持金大中對北方的“陽光政策”。同時，美國官方又強調同朝鮮要開展“全面對話”，意思是朝鮮不僅要在覈不擴散問題上向美國讓步，還要在地區安全的其他方面同美國合作，這無疑增加了朝鮮半島進一步緩和的複雜性。
第四個問題是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態度。表面上，美國對東10盟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的地區對話機制不表示反對意見。但實際上，布什政府官員對於任何沒有美國人蔘加的地區合作都持疑慮態度。一旦東亞各國表現出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機制的強烈興趣，美國會如何行事，將引人注目。
中美關係
蘇：中美關係非“對手”一詞所能概括。在全球化和多極化背景下，“遏制”中國的政策難以奏效
閻：經濟上合作與政治上防範並存，對華政策會向相對穩定方向調整
王：中美之間新的冷戰可以而且應當避免。相互開放，鬥而不破，是中美關係常態
楚：半年來中美關係的曲折表明，中美兩國間存在着如何將兩國關係定性定位的戰略問題
蘇格：中美關係今年上半年可謂“風風雨雨”，跌宕起伏。撞機突發事件使得中美關係中所有負面因素上升，特別是使得安全問題和臺灣問題凸顯。美國政府採取了嚴重傷害中美關係的一系列步驟，包括對臺軍售升級、會見達賴、給予李登輝簽證、同意陳水扁過境、在人權會議提反華提案等。
但是，從全面和發展的觀點分析，還不能就此認爲中美關係必定走向全面對抗。因爲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背景下，任何人想獨自推行全面“遏制”中國的政策，恐難以奏效。再則，從國家利益的層面分析，美國雖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也有“大”的“難處”。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也承認：美國爲維護其利益，必須尋求合作。同中國交惡，也許符合某些少數利益集團的短期利益，但卻會違揹包括經濟利益在內的美國長期和根本的國家利益。撞機事件解決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恢復正常的跡象。
出自維護美國自身最大的國家利益的考慮，布什政府最終推行的可能還是“兩手”的政策，即對華保持“接觸”的同時又企圖“規範”中國的行爲。（1）在經貿方面，共和黨代表的是大企業的利益。在對華貿易和對華投資方面，其力度不會比前任小。從長遠看，經濟因素更可成爲推動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2）在意識形態方面，共和黨政府在民主和人權等問題上與民主黨政府相比不會那麼強調，但它推行“西化”的圖謀不會改變。（3）安全領域，特別是導彈防禦系統問題，對中國的挑戰會更爲嚴峻。（4）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唯一可能使中美關係脫離正常軌道的問題。只要美方能恪守三個公報原則，歷史遺留下來的臺灣問題就不難得到解決。反之，則中美關係將受損，甚至倒退。中美之間確實存在不少分歧，甚至嚴重分歧。但是，合作則互利，對抗對雙方都有害。
用什麼詞來描述中美之間的關係可以研究，但中美關係的內涵也決非“對手”，更非“敵手”一詞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核大國，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繁榮負有重要責任。中美關係無論向正反哪一方向發展，其意義都是戰略性、全局性的。如同錢其琛副總理2001年3月訪美一次講話所示：中美髮展健康穩定的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共同繁榮。
閻學通：布什政府執政後採取了雙軌的對華政策，即經濟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而軍事上對中國進行防範的政策。只要布什不改變維持美國世界主導地位的戰略目標，中國崛起的勢頭不減，布什目前這種對華政策的框架就不會改變。但是爲了更有效地維護美國在華的經濟利益，布什政府也不願因過度的軍事對抗而影響美國的在華經濟利益，因此布什對華政策會向相對穩定方面調整。但是這種調整將是有限度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將使布什對華政策難以迴歸到克林頓那種對華政策。
王緝思：前一時期中美關係的困難與挫折，主要是布什政府上臺後那種咄咄逼人的對華姿態造成的，也有中美撞機事件這一突發因素。不過，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障礙應當引起人們警覺。隨着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的擴大，美國加強了對中國的防範意識和牽制手段。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活動變本加厲，兩國在地緣戰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沒有縮小。臺灣民進黨上臺後，臺灣當局同美國關係更爲密切，兩岸關係止步不前。因此，中美關係要避免過去那種起伏，並不容易。
但是，中美之間新的冷戰是可以而且應當避免的。相互開放，鬥而不破，是中美關係的常態。同中國對抗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所以布什政府不可能一味對中國實行高壓遏制的政策。今年下半年，兩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將有一系列重要的對話機會，相信在雙邊關係的基本定位和擴大合作領域方面會有所進展。北京申奧成功，中國不久後加入世貿組織，都會給中美經貿關係帶來新的動力。雙邊關係在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有所發展，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
楚樹龍：中美關係在布什政府執政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消極傾向。爲了改變目前這一消極傾向，中美兩國需要作出努力，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使兩國關係沿着健康穩定、符合兩國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近一個月來，在雙方的努力之下，中美關係出現了改善和向積極方向發展的勢頭。
中美兩國關係中最主要的還是戰略認識和戰略選擇問題。半年來中美關係的曲折又一次表明，中美兩國間存在冷戰後和21世紀如何看待對方，如何將兩國關係定性定位的戰略問題。
幾個月來布什政府對華關係言行說明美方在冷戰結束10年之後和新世紀開始之初仍沒有解決對華戰略問題。美國國內、新政府內部仍然存在着對中國是“接觸”爲主還是“遏制”爲主之爭。對美國政府內外的對華“遏制派”人士，我們只能提醒他們好好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國，不要把對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還停留在十幾年前的冷戰時期。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是不以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中國發展崛起的目的不是要同美國“競爭”、爭奪，不是要威脅美國和其他國家，而是要使中國民富國強，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中美兩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兩國建立和發展健康、穩定的合作關係。中美“競爭”、敵對和對抗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也不利於亞洲和世界。中美關係的出路和未來取決於美中兩國採取對話合作的戰略，摒棄冷戰式的“遏制”、敵對、對抗戰略。只要美國新政府和美國內有更多的政治家和人士正確認識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現實、認識美中兩國和世界的根本利益，堅持積極的戰略選擇，摒棄過時的戰略思維和做法，那麼，中美關係的未來前景就仍然是廣闊的。
王緝思：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蘇格：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楚樹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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