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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2001年8月12日晚報道：貴州省關凌縣一些農技站站長、鄉長等5人，在農業技術服務站的金字招牌下面，居然連續5年向農民出售假種子1．9萬多公斤，案值7萬多元，有時給農民一季就造成損失數萬元，但相關責任人僅僅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分別罰款2000元至1萬元，有的還分文未付。對受害農民的理賠，則更是未提上議事日程。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賣假種子使生產遭受2萬元以上損失的，已觸犯刑律，責任人必須負刑事責任。問題是，對罪犯的刑事制裁代替得了對受害人的賠償和保護嗎？製假售假者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懲罰，但是誰來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呢？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裏明確規定了“假一賠二”的原則，但是對於假農藥、假種子、假化肥這一類製假售假行爲造成的損失，豈是“一賠二”所能補償的？10斤稻種充其量上百元，可它造成的損失則是農民一季的收成啊！這期間農民付出的勞動，以及勞動和投資所應得的增值，通通可能因此而化爲烏有！再推而廣之，“一賠二”對於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生活資料（如藥品等）實際上都不適用，起不到應有的保護公民權利的作用。“一賠二”不僅不足以保護受害人，也不足以遏制、懲戒和震懾製假售假的違法犯罪行爲。道理很簡單：作假十次百次甚至千萬次，纔好不容易被發現被索賠一兩次，這難得的一兩次別說是“一賠二”，就是“一賠十”，對違法犯罪分子也只是毫髮之損。
這就牽涉到我們法律生活中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重打擊而輕保護。按理說，法律的最根本要義是保護，保護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打擊只是保護的手段，保護纔是根本的目的。可是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已形成了一個習慣，打擊完了似乎就萬事大吉，保護的工作卻往往嚴重滯後：治理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收歸國庫或者簡單罰款了事，卻很少對受害人實施退賠；打擊假冒僞劣，也大抵如此；對刑事犯罪的制裁，也是刑事打擊爲重，很少牽涉對受害人的民事賠償（含精神賠償）。其結果是：法律很多時候保護不了受害者，儘管它看上去（或者事實上）給了違法犯罪行爲以有力的打擊。
看來，僅有“一賠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太有必要考慮“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法規，這既是對受害人的物質和心靈安慰，也是對施害者的沉重打擊———要讓他被發現一次就傾家蕩產，永遠沒有翻身再作惡的可能。童大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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