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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題爲《日本老兵揭露菲律賓殘酷戰事》的文章，揭露當年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戰場濫殺無辜的野蠻與殘忍，毫無人性可言。
這位日本老兵名字叫石田仁太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曾是日本海軍的一名士兵。儘管他當時並沒有去菲律賓，但他在戰後瞭解到，當年日本軍隊在菲律賓的暴行令人髮指。他說：“戰爭期間，我在日本海軍服役，從沒有去過菲律賓，但是，如果我被徵召去那裏，我就會成爲參加大屠殺的日本兵一員。”他還說，日本當年參加戰爭的大部分軍人至今都不敢或不願正視那一段野蠻的侵略歷史。
石田透露，1945年2月27日和28日，日本軍隊曾瘋狂闖進利帕村，一次殺人就曾超過1000人。有日本兵曾回憶說，當時他們屠殺孩子的感覺就像殺死昆蟲一樣。日本兵在利帕進行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中，曾把400名菲律賓人活生生地投進一個大井裏。當時，日本兵血淋淋的屠殺慾望非常強烈，其中一個日本兵竟然用一塊大石頭砸向一位正在梳頭的菲律賓婦女的腦袋，這位婦女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今年79歲的石田仁太郎一邊描述，還一邊做梳頭和扔下一塊大石頭的樣子。
另一名日本老兵回憶說，1945年2月12日，他參加了在菲律賓南部村莊卡拉巴的大屠殺行動，當時有2000人被殺。爲了節約殺人成本，減少子彈浪費和步槍的損耗，他們竟然把菲律賓老人全部拉到一個教堂裏，然後用繩子勒死他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88年，從教師職位上退休下來的石田仁太郎曾到亞洲各國旅行，宣講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所造成的恐怖。然而，他不但沒有贏得同情，反而招致反感。也正是在那些國家，“我非常吃驚地發現，那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原本是要日本停戰的。我才意識到，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投下原子彈的悲慘原因，但我才認識到，日本人的認識是多麼地自私。”於是，他開始閱讀戰爭記錄、尋找戰爭罪審判記錄、系統地訪問大屠殺現場。
在過去10年裏，石田自己開始了調查當年菲律賓大屠殺場景的行動，拜訪大屠殺的倖存者。身背一個小包，帶着一個塑料水瓶，戴着一頂棒球帽，他曾經單身一人深入菲律賓邊遠的村莊。除了這些，他還要面臨人身的安全問題，因爲他所到之處，那些二戰的倖存者仍然對日本人恨之入骨。然而，無論他走到哪裏，戰爭的倖存者都會問這樣的問題：日本人怎麼會這麼殘忍？爲什麼日本人要殺害男人、女人和孩子，即使他們的上級沒有命令，他們也這樣殘殺無辜？爲什麼日本人不讓這些無辜的逃走？石田的回答更讓人憤怒：因爲“我沒有戰爭經驗”。 從國外調查回到日本後，他再與那些“有最深愧疚感而又沉默不言的日本老兵”鬥智鬥勇，試圖誘導他們，並讓他們說出殘殺的真相。他已經走遍日本，拜訪了近百名當年參與屠殺的日本兵，其中，有些日本兵拒絕與他交談；另外有些日本兵雖祕密地承認那場屠殺，但從沒向他們妻子說出真相；還有一些人後來說，與石田交談後，他們就經常做惡夢。
石田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一個沒有自我批評的國家是無法治癒自己（傷痛的）。即使你是戰後出生的，你也仍肩負着自己國家的歷史。”他堅定地認爲，不要忘記歷史。
然而，與其說石田仁太郎代表的是受害者，倒不如說其代表的是加害者。這正如《紐約時報》報道中所說的，“對於一個正在堅定迴避過去那一段最羞恥歷史的國家來說，石田仁太郎所說的只是一種沒有任何人想聽到的聲音。儘管他已經撰寫並出版了兩本著作，講述當年日本兵和受害者的真相；儘管他也帶領爲數不多的幾個日本人數次外出探尋，但他在日本國內幾乎產生不了任何影響。幾乎沒有什麼日本人讀過他的書，也沒有幾個日本人知道他的名字。”
《紐約時報》報道說，石田仁太郎的著作———《殺人者與被殺者》（這是在日本的書名，而在菲律賓的書名就是《無恥》）內容有三個方面：菲律賓當地人的描述，他所採訪的日本兵的記述以及他自己的“痛苦反應”。他的書印刷數量少得可憐，日本報紙的評論家根本就看不上它，因此，他的書只能在書店的書架上呆幾個星期後，就被很快撤下來。 石田在評論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時說，“小泉對戰爭中戰死的日本年輕人表示遺憾，但是，全亞洲國家的年輕人也都戰死了。僅僅爲自己國家的軍人祈禱是不夠的。”他還指出，在日本，凡是調查戰爭真相的人都被淹沒在無視歷史的大潮裏，比如，調查對華戰爭的記者本田、調查對印尼戰爭的某教授等等，他們的遭遇都一樣。
本報記者獲悉，據一名名叫加藤亮一的日本隨軍牧師在其《現在，是我們贖罪的時候》一書披露，正是由於日本對菲律賓的殘酷暴行，使得戰後菲律賓的年輕人是在“徹底的反日教育中長大的，‘日本人的、殘暴冷酷，是一個野蠻的民族’的說法對菲律賓人來講就是一種常識”。
然而，另據一位並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權威日本問題專家日前告訴記者，由於經濟等原因，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南亞很大國家對日本否認歷史的言行無動於衷，甚至默認日本人的做法，這也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急於訪問東南亞國家，以擺脫亞洲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陳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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