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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年前的今天，一個日後名揚世界的偉人誕生在水鄉紹興；
６５年前的仲秋，一顆照耀着中國文壇的巨星在上海隕落。
魯迅，這位身材瘦小，僅生存了５６年的作家，以雷霆般的力量震撼了中國乃至世界。無論生前還是身後，他獲得的頌揚多，受到的攻擊也多。時至今日，關於他的紛爭依然沸沸揚揚。這在中國成了一個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
跨越了漫漫時光的隧道，穿過重重歷史的變遷，我們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回望魯迅：他爲什麼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他爲我們留下了３００萬字的作品，不算太多，也沒有鴻篇鉅製。但就是這些，使他成爲２０世紀中國最受矚目的文化巨人，中國現當代最受愛戴的作家。經過時間和距離的過濾後，我們重新面對魯迅，一個早在３０年代最先由瞿秋白提出的命題依然凸現眼前：魯迅是誰？
——“他就是祥林嫂、閏土、孔乙己以至阿Ｑ這些被壓迫者的同情者和代言人，是一位永遠站在平民視角，爲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大聲疾呼的平民作家。”
在魯迅研究專家張夢陽的眼裏，魯迅與深受凌辱欺壓的普通百姓之間的精神聯繫，是他生命和創作中最顯著的特徵。魯迅從一開始寫作，就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爲了引起“療救的注意”，他既不是因爲自己寫作快樂，也不是爲了當一個留芳百世的大作家。魯迅評價高爾基時說過：“他的一身，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
其實，這也是魯迅自己的寫照。
魯迅生活在中國近代史上屈辱、衰敗的時期。“風雨如磬”、“寒凝大地”、“萬家墨面”，魯迅用這些沉痛的詞句，描繪自己生活的時代。腐敗、懦弱的清政府任外強宰割，風雨飄搖的中國民不聊生。戊戌變法曾帶來一線希望，但隨即破滅；辛亥革命摧毀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但軍閥混戰又使國家和人民陷入新的災難。
就在這種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革命與反動的大搏鬥中，青年魯迅孜孜以求探尋解救民族和百姓的“良方”。而最後，他拿起的是筆。他選擇了用自己的筆投身喚醒民衆、解放民衆，爭取科學、民主、獨立的革命大潮中。
憂國憂民，以筆爲旗的他，寫作中每每直接切入中國人的生存困境，“反映那些“奴隸’、‘下等人’、‘被吃者’們在三座大山壓迫下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的歷史要求”。惟其如此，魯迅的作品才擁有了極其廣泛的代表性和現實意義，成爲認識中國社會面貌的一面鏡子，喚醒民衆的號角。
“中國新文學的先進性，就集中體現於這種堅實的人民大衆立場”。魯迅博物館館長陳漱渝談及自己多年研讀魯迅作品的感受說，魯迅從來都是根據下層人民的需求來判斷是非、決定取捨、表達愛憎，他將自己的血淚和思考融進這種立足現實的創作，因而他的作品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可以說，魯迅是“中國新文學一切開端的開端”。
文學的魯迅，以博大的民間情懷將自己和最廣大民衆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是魯迅心靈的獨白，也是他和他的作品最終獲得恆久意義的內核。
清醒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使魯迅成爲中國人靈魂的最尖銳、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終其一生，他都在批判與戰鬥中度過。而作爲他畢生戰鬥的力量源泉，則是對創建新社會、新文化、新的國民性的嚮往。
無論是作爲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還是對中國社會了解最爲透徹的思想者，魯迅更爲深刻和突出的貢獻，也許還是他直面現實，充滿勇氣的揭露、批判和鬥爭。畢其一生，魯迅都在不斷地對專制社會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禮教的黑暗，對一切假、惡、醜的社會現象進行着毫不妥協的批判。
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就鋒利地揭開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發出“救救孩子”的疾呼。他以自己的筆當作“投槍和匕首”，要掀翻或吃人、或被吃的“人肉筵宴”，希望壓在雷鋒塔底的民衆都贏得“做人” 的資格。
他堅決反對那種“瞞和騙的文學”，呼籲“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寫出他的血肉來”。
最能體現出魯迅這種精神實質的，是他對中國國民性中痼疾的揭示。魯迅研究學會會長林非認爲，從來沒有哪一個作家或思想家，像魯迅如此執著、如此嚴厲、如此深刻地批判過中國人的精神弱點。而魯迅則將此貫穿自己一生的思考和寫作中。
封建傳統思想與專制制度對中國人精神漫長的蹂躪，造成了國民性中瀰漫着麻木、愚昧、冷漠等精神氣質，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自己都不自覺地被“異化”着。魯迅筆下的阿Ｑ和他的“精神勝利法”，活生生揭示出魯迅最爲痛恨的“奴性”和苟活、卑怯的心理，還有麻木的“看客”、愚昧的華老拴……清醒而深刻地認識使魯迅不遺餘力地吶喊，必須掃蕩“吃人”的“文明”，徹底改革中國國民性中的種種劣根性，才能真正擺脫落後衰敗的民族命運。
曾得到魯迅親自指點的作家聶紺弩，早在１９４０年就提出，魯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覺醒”，“民權的覺醒”。因爲，“如果人民的腦子不從封建文化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人民不獲得人的知識，人的思想，無論什麼改革，無論那改革得到怎樣的勝利，也將是表面的，形式的，換湯不換藥的。”
置身於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魯迅將“立人”作爲中國變革的出發點，“人立而後凡事舉”，只有發揚民魂，培養有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的國民，中國才能進步。他認爲正是精神的萎靡，造成了人性的墮落。而新的國民性格，應該是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有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
正是爲了“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魯迅甘願充當了“掃蕩一切舊物”的馬前卒，也因此招致了來自身前身後甚至身邊的明槍暗箭。但“爲了大衆和民族的未來”，他義無反顧。
戰士或革命者的魯迅，始終站在中國精神文化戰線的最前沿，向着腐朽落後衝鋒陷陣。也正是在這種血與火的考驗和嚴峻的鬥爭中，他成爲“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引領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精神不僅在下一個百年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在下一個千年裏也將愈加顯現其理性的光芒”— —這就是經典的價值，這纔是思想的力量。
希望自己“速朽”的魯迅，在他離去６５年之後卻仍活在我們中間。
世紀末進行的我國第一次“國民閱讀調查”，在提名的１７０位現當代作家中，魯迅高居榜首。１９８１年重新修訂出版的１６卷本《魯迅全集》，至今已經銷售１９萬套，據此印行的單行本等，僅近１０年來就發行了２８０多萬冊。新興的互聯網上，打上“魯迅”二字查詢一下，有關的網站、條目竟然成百上千，在網上討論魯迅的普通讀者絡繹不絕。
世紀之交，魯迅再次成爲我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熱點”，恰如“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一樣，也是“說不盡的魯迅”。
“魯迅的文化遺產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資源”，對此，陳漱渝的論述立意高遠。像魯迅的“拿來主義”以及拿來過程中必須防範和抵禦外來消極腐朽文化滲透的主張及實踐，他提出的必須將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互相融合發展的思想等，在當前的文化建設和兩個文明建設中都是最好的精神營養。
而剛剛完成《中國魯迅學通史》寫作的張夢陽，沉浸於魯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大聲呼喚今日之“精神界之戰士”，認爲這是“魯迅精神最爲現實的體現”，因爲，越是物質的時代，越需要精神的張揚。尤其是負載着“社會良知”使命的學術界、知識界人士，更要以高度自省的態度守護自己的精神家園，拒絕“媚俗”和“平庸”。並要像魯迅那樣“堅持社會正義的立場，爲受到損害、屈辱的弱勢羣衆伸張正義，同腐敗現象和種種不合理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
而一位不知名的網友對魯迅的感悟，即形象又精當： “他像一隻針，讓百年來的中國人不敢不清醒地思索”。
的確，反思和批判，是魯迅不滅的精神實質。不用說什麼大事，就如你耳聞歹人公開作惡，周圍的人卻無一上去制止的新聞；或當你看到公共汽車站上，年輕力壯者一哄而上，婦孺老弱被擠得踉踉蹌蹌等情景，“我總會想起魯迅刻畫的那些‘麻木的國人的靈魂’”。像北大教授錢理羣這般感慨的大有人在，所以，無論是“阿Ｑ”、阿桂，或是假洋鬼子，都時常出現在人們對身邊某些人或某種現象的斥責中。
批判總是因時弊而顯得重要，若時弊除淨，再深刻的批判也未必長存。當年的魯迅，期待自己的文章儘快在“ 陽光”下消失，想來其中的深意也就在於此吧。
如此深入人心的魯迅，給了我們深刻的思想武器，但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沉甸甸的話題。在社會變革已經如此翻天覆地之後，國人的精神、國民的素質似乎仍未能脫胎換骨，當年魯迅深惡痛絕的國民劣根性，似乎仍在我們民族心理深處徘徊，人的解放的進程還遠未完成……
世紀之交的“魯迅熱”，給了我們許多的啓示，也帶來許多的思考。魯迅，似乎已經超越自身成爲一個更廣闊的閱讀空間，讓我們從中領悟更廣泛的精神內容。
從猛醒到戰鬥，從批判到建設，魯迅在中國精神文化史上刻下了永遠的痕跡，他的思想，成爲我們精神文化寶庫中的一頁；他的精神，融入我們民族的血脈化爲永遠的民族魂。
和他同時代的另一位大作家，雖不在一個陣營卻是知己朋友的郁達夫早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３日魯迅剛剛去世就已經斷言：
魯迅雖死，精神當與中華民族永存。（曲志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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