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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在一張明信片上使用了一件攝影作品，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權，依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項判決，張家口市人民政府和國家郵政局將公開在《張家口日報》上向一位公民賠禮道歉並支付稿酬。
因爲這一判決，地方政府和中央級國家機關能不能作被告、會不會敗訴的問題，至少在判例上已經不成問題了。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想想，一個市的政府在“自己家”的報紙上給人家公開道歉，對於全市人民和各級領導，都是一件影響很不得了的事情。按照過去的說法，是面子丟大了。再往深了說，一個市的市民對政府權威的信仰何在？或者還可以說，政府敗訴，全市無光。但是，在法治的觀念裏，根本就沒有面子的問題；而且，在法治的觀念裏，也根本沒有把政府威信與不輸官司掛鉤的邏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意味着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法人與法人之間的平等，以及自然人與法人之間的平等，而且意味着普通公民與政府、甚至與國家在民事糾紛中地位的平等。若沒有這種平等的地位，特別是法院與法官若沒有這種平等意識，公民與政府的官司就永遠沒法打，也永遠打不贏。
讓我們也設身處地想想這一判決的積極效應：政府因明顯侵犯公民利益而打輸了官司，只能使政府更加增強法律意識，處處小心，惟恐侵犯公民的權利。這是地方百姓的福音。政府依法執行敗訴的判決，只能使政府的守法形象更加突出。政府守法，則天下守法———現在中國地方法治化的一個重要障礙，就是政府守法問題。
政府能不能敗訴，這在成熟的法治國家是不成問題的（在美國的判例集中經常可以看到“某某訴美國”字樣）。當然，它也是法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對法治化程度究竟如何的一個考驗。英國司法過去長期有一個明確的禁區：國王不能成被告，後來也隨着《王室訴訟法》的頒佈而被打破。我國在司法程序上應該是沒有這種禁區的，我們只有觀念的禁區，還有實際權力關係的禁區———地方政府與地方法院的實際權力關係。觀念的禁區，靠一個又一個這樣的判決就能夠破除；而權力關係的“禁區”，既要靠司法改革，也要靠政府改革，還要靠程序改革。
我注意到，張家口市地方政府的敗訴，是由北京市地方的法院判決的。報道沒有介紹管轄權是根據什麼確定的，但這也許是判決之所以能夠作出的原因之一。在同一個地方，法院能不能判決政府敗訴？相信現在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如此樂觀。公民在什麼地方告政府，法院在什麼地方受理訴政府的行政、民事官司，在司法上是一個管轄權的問題，我不敢妄言。但是，在現有體制下，在現有的地方政府與地方法院的關係結構中，讓一名普通公民在當地法院起訴當地政府，即使這在管轄權的形式上無可挑剔，那麼在實質上是否公平呢？同是人民法院，法官判案的依據，也是同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秉持同樣的司法智慧和司法邏輯。因此，如果當地法院不能取信於民，彰顯公正、獨立審判的話，爲什麼不能由異地法院受理？何況《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還有“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由於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轄權的，由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上級法院有指定管轄權的權力”的規定，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影響不能獨立審判這種“特殊原因”，應該適用這條規定。
不是盼着政府敗訴，而是欣慰於政府“可以敗訴”。馬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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