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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市一條不足４００米長的步行街上，清潔工人清理出人們遺棄的約１５公斤的口香糖；在哈爾濱漂亮的中央大街，隨處可見斑斑痰跡；在鄭州，慶祝節日時擺放的鮮花被哄搶、折毀；北京的一次游泳館水質抽檢結果顯示，水中尿素含量全部超標，而街頭的自動售貨機屢屢被毀……
類似不文明、缺公德的事情，在全國各地並不罕見，有些甚至讓衆人見怪不怪了。這些現象在向每一個人發問：我們應以怎樣的社會公德開創新世紀？
英雄何以流血又流淚――法制社會也要有“德治”基礎
１０月２６日，全國見義勇爲先進分子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與違法犯罪作鬥爭及搶險救災、救死扶傷的先進人物的代表１０５人走上了領獎臺。就是這些普通人，面對邪惡和災難，沒有猶豫，沒有膽怯，憑着一腔熱血，一身豪氣，用生命譜寫出一曲曲壯懷激烈的正氣歌。他們以事實告訴國人，我們的社會真善美仍是主流。
對見義勇爲，不僅僅要大張旗鼓表彰，而且要藉助法律予以保護。據統計，全國已有５０多個地市出臺了見義勇爲的獎勵和保護法規，這標誌着社會公德建設開始走上德治與法治相結合、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軌道。
加強保護，是因爲需要保護。見義勇爲者成爲英雄太容易——很多人遇到歹徒就躲，碰上小偷就讓，常常使見義勇爲者孤身奮戰。而做英雄太難了——他們往往流血之後又流淚。
北京某公司業務部經理寧健乘坐公共汽車時，因制止歹徒行竊，被紮成重傷，住院治療費共１.７萬元。他所在單位以公司不是慈善機構爲由，不給報銷醫藥費，他治病期間的工資、獎金也被扣除。而四川成都青年黃健見義勇爲英勇犧牲後的遭遇也使他“死不暝目”。面對手持匕首挾持兩名柔弱女青年的歹徒，不滿１８歲的黃健英勇而上與歹徒博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令人遺憾的是，他用生命救下的兩名女青年及其父母對此卻表現出驚人的漠然，聲稱：“我們又沒有叫他救人，他自己要逞能，死了活該。 ”當地一位老人說：他們傷害的不僅是黃健一家人，而且是全社會有良知的人。黃健的父母忍無可忍，於今年６月２５日憤而將獲救的兩名女青年推上了被告席，終於在法院討回了公道。
更有甚者，一些見義勇爲者救人反被懷疑成肇事者，受盡被救人家屬的刁難和自家人的責備。
見義勇爲是社會公德最突出的體現，本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所謂“助人爲樂”，用不着倡導，更用不着立法保護。而如今，見義勇爲越來越難，也就越來越少。僅靠宣傳教育已經不能喚醒人們的正義感和責任感。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認爲，實現社會道德重建需要兩個因素的作用，一個是硬的――由政府和法律所代表的硬性機制，它能對超越一定限度的不道德行爲進行懲罰，並使遵守和維護道德的行爲不至於付出太大代價。另一個是軟的――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它不以功利作爲衡量標準，具有神聖性，這種力量看起來很軟弱，一旦發揮出作用，就會相當大。
他說：“用法律形式對揚善者予以獎勵，可使道德行爲具有現代特徵，實際上體現了國家和社會對道德行爲價值的一種肯定。然而把解決道德問題完全交由法律來承擔，反映了教育的無能，它將導致全社會對道德教育的放鬆甚至放棄。”
勇爲與不爲、正義與邪惡――此消彼長，勢不兩立
見義勇爲者少，見義勇爲者難，其廣泛的背景是社會公德意識的普遍淡薄。全國人大代表畢四海認爲，當前國民道德素質滑坡現象令人擔憂，一些不良思想文化觀念的 “沙塵暴”，正侵蝕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心靈。在一些國家公職人員中，腐敗和瀆職現象嚴重；在一些經濟活動中，市場秩序混亂，失信欺詐現象屢見不鮮；一向被視爲淨土的科學界和教育界，也時時出現弄虛作假的行爲；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青少年道德水準下降，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歧途。
凡此種種，皆因正義與邪惡此消彼長。正氣少了，邪惡纔會氾濫。有一個近似荒唐的案例十分典型：一小偷第一次入室作案，被戶主發現。他以爲這下完了，正後悔不該走邪路，卻見全家老少齊刷刷跪下了，求他看中什麼統統拿走，不傷人就行。小偷喜出望外，從從容容地洗劫一空。從此，他特別猖狂，因爲他認定“好人怕壞人”，只要兇點，就可以橫行無忌。
而如果一家人羣起攻之，不僅可以保護自己，還可能使作案者知難而退，知錯而悔，改邪歸正。
去年７月２３日發生在著名風景區頤和園的一出悲劇，再次讓北京市民惕然而驚。這一天，公安幹警袁時光在抓捕盜賊犯時被歹徒刺傷，終因失血過多不治身亡。事後，身在現場的一名飯莊經理內疚地說：我真後悔，沒有出手救小袁……“而當時圍觀的四五十人，如果有一個上前幫忙制住歹徒，他就不會死。”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山東７２歲高齡的高玉芬大娘的行爲。從１９８０年到現在，她親手抓獲了１０００多名各類犯罪分子，成爲遠近聞名的“編外警察”。有一個被她抓獲後刑滿釋放的人曾想去報復她，但見到她就害怕了，自稱“根本下不了手”。高大娘說：邪不壓正，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將來，這都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邪不壓正，社會才穩定、安寧。一旦正不壓邪，那我們如何生存？一位青年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人人自危，貪生怕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事本關己也高高掛起，那麼邪惡必然變本加厲，愈加猖獗。只有大家都大義凜然，全社會才能正氣浩蕩，邪惡纔不會橫行無忌。
道德高尚與淪喪――說起來天壤之別，做起來一步之遙
也許有人會說，見義勇爲，直面歹徒，是生死考驗，個別人因而猶豫不決，甚至做出錯誤的選擇，有情可原。那麼，更多涉及社會公德的事情細微而平凡，又做得怎麼樣呢？這也同樣反映了道德的高尚與淪喪。
公共汽車就像一個流動的展覽平臺，每天都在展示着真善美和假惡醜。我國許多城市的公共汽車實行了無人售票，然而不少人卻投放假幣，有人甚至把一張紙幣撕成兩半作兩次使用。廣東汕頭市公交公司３年不斷收到的殘幣假錢竟高達５０萬元。北京的一位孕婦乘坐公共汽車，售票員一再招呼請人給讓個座，可就是沒人讓。有位乘客竟然說：挺着大肚子不在家呆着，瞎轉悠什麼呀？社會風氣之不良，以至如此，也不僅如此。
愛國，是對全社會每個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在經濟社會中，卻被一些利慾薰心的人給遺忘了。中國人的屈辱史，被當成商業“賣點”炒作。上海一家名爲“利都” 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爲銷售“晶採名人大廈”，不僅在售房廣告的顯要位置刊出“上海市中心法租界區”、“依然保持法租界的昔日浪漫風情”等宣傳語，還在設計、印刷廣告時以紅底白字突出處理“法租界區”一詞。７４歲的朱老伯在現場氣憤地對記者說：“我從出生起就一直住在法華鎮路，也親身經歷過解放前舊上海的苦日子。外國人在上海設租界，架鐵網、軍炮，不許中國人隨便進出。這一切，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心酸。可房地產公司居然用‘租界’這個詞來拉生意，簡直就是拿歷史開玩笑！”
愛國，是每個公民都應承擔的法律義務和道德責任。沒有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責任感，只講金錢，還有何資格談社會公德？還有何奇恥大辱能過之？
一家社會調查機構曾在北京進行了一項有關道德水準的調查。在列出的１３種可供選擇的道德品質中，被調查者首選的項目竟然找不到名列其中的“誠實”、“講信用” 、“責任感”等字眼。今年３月，金先生和家人一起逛北京西單商場，上廁所時，不慎將裝有３０萬元現金和存摺的皮包遺忘在洗手檯上，１０分鐘後回來找時皮包已經不見了。經調查，是商場的４個導購員發現並瓜分了現金，存摺由一個人帶走。如此“拾金而昧”，缺德，違法。
上海一所教育學院曾抽樣調查了７６００多名中學生的道德狀況，結果是１８％的學生對“只要有利於自己就不擇手段”的極端利己觀持贊同態度，還有一半的學生對 “別人作弊”表示寬容。如此道德觀，如何成大器？
社會學博士黃平說，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違背公德的行爲雖談不上犯法，但是一種可恥的行爲。
不隨地吐痰，不隨手亂扔果皮紙屑，排隊時不加塞，自覺站在一米線外，遵守交通規則，愛護公共設施……這些都是小節，都非力所不及，甚至僅在一念之間。做到了，就是文明的表現。做不到，就成了“缺德”。是與非、美與醜，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分明。
《北京青年報》開通了“文明就差這一點”熱線電話，就社會公德方面似小實大的現象展開討論，投稿者踊躍。 “文明，有的時候就差這麼一點兒。它就是我們平常日子裏的一個關懷的眼神、一句親切的問候、看別人有難的時候主動搭一把手……”編輯的用心良苦，即呼籲“千萬市民齊參與，爭做文明北京人”。
“興國”先要“立人”――人的現代化纔有國家的現代化
９０多年前，魯迅在他的《文化偏至論》中審視中國人的氣質，揭露、批判了“國民劣根性”――做戲，觀鬥，善變化，無操守，瞞和騙，爬與撞，等等，並提出了“立人”主張――希望中國人沉着、勇猛、不自私，有辨別， “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
著名學者陳潄渝說，“立人”的實質是摒棄國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立人”是“興國”的前提。鄧小平同志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現代化的基本點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素質是第一位的。
“人無信不立，國無德不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孫喜亭認爲，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僅是科技水平的競爭，更是國民素質的競爭，而這點又取決於公德教育水平。教育的責任不僅是釋疑解惑、傳授學識本領，更重要的是使受教育者成爲合格的公民。對現在的學生，不僅要教會他們如何做事，更要教導他們如何做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說，人的道德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道德的他律階段，主要是按照外在的約束指導自己的行動，他律的核心是履行義務。二是道德的自律階段，不僅知道應該怎樣做，而且還知道爲什麼這樣做，自律的核心是良心。三是道德價值目標的形成階段，能把他律和自律結合起來，把義務和良心統一起來，使人格逐步走向完善。現在我們不大重視道德修養教育，致使很多人停留在道德的他律階段不再發展，其中一些人甚至爲低級慾望所驅動，造成人格的嚴重扭曲。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正在發生變化。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效益原則、等價交換原則談論多了，而對精神文明、道德力量的作用談得少了。在利潤原則、競爭原則同傳統的價值原則產生矛盾時，一些人對個人利益的渴望和追求不斷膨脹，就做出違背社會公德、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事情。對此，有關專家分析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不道德甚至違法現象，恰恰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本質的要求相悖。較高的道德水準也是一種生產力，可以大大改善人們的心態和環境（包括投資環境），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一段時期以來，江蘇省徐州市下大力氣治理軟環境，提出“人人都是投資環境，人人代表徐州形象”，從社會公德入手，提高市民素質，取得了明顯成效。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最早的深圳市，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和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同步上升的狀況。在深圳街頭，可以看到市民爭相無償獻血的感人場景。從１９９３年至今，深圳已經有十幾萬名市民無償獻血，兩年前深圳就在全國率先實現了臨牀醫療用血全部來自無償捐獻。全市１０００多人立下捐獻眼角膜的遺囑，成爲我國自願捐獻眼角膜最多的城市。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社會公德的基本要求，幾乎人所共知，關鍵是行動。曾任北京某街道辦事處主任的胡明起說，社會公德不是公家的事，不是別人的事，而是我們每個公民的事。如果絕大多數人自覺用公德來規範自己的言行，少數違背者就沒有市場。
出租車司機樑冰說，對社會公德水平下降，不能老站在旁邊對別人說三道四，總抱怨社會風氣不好。我們每個人不都是公民中的一員嗎？得想想自己做得怎麼樣？
我國青年志願者活動的參與者以自己的行動告訴社會：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每一個人。從１９９３年至今，超過８０００萬人次的青年志願者在支教扶貧、社區服務、環境保護以及爲大型活動提供志願服務等領域開展了紮實有效的志願服務工作。其中社區“一助一”長期結對服務已達２５０萬對；參加扶貧接力計劃的青年志願者累計達４０００多人，目前有２５００多名青年志願者正在１５０多個受援貧困縣開展爲期一年的志願服務；青年衛生志願者扶貧接力計劃和青年志願者綠色行動營計劃也逐漸鋪開。青年志願者以自己的行動，使傳統的扶危濟困、助人爲樂等道德內涵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有了固定的形式和新的內容。
要想得到，先要付出。不能一味期望別人做雷鋒、當英雄，而自己坐享其成。如果人人都這樣想這樣做，那麼社會生態就必然一片荒蕪，誰都難以生存。因此，提高全民的道德水準，優化社會風氣，亟需“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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