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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反動邪惡勢力決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面對奔涌向前的歷史潮流，它們必然會垂死掙扎，負隅頑抗。
今年以來，在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的策劃、唆使下，境內“法輪功”地下組織祕密串聯，組織購買、裝配、散發大量“定時播音裝置”，在全國範圍內非法宣揚邪教，危害社會秩序，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事實再次向世人敲響警鐘：邪教“法輪功”在境內的祕密組織依然存在，其地下活動依然猖獗，他們與法律、與社會的對抗從未停止過。
密謀籌劃興風浪
今年５、６月間，北京、遼寧、吉林、廣東、黑龍江等全國１０餘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發生“法輪功” 頑固分子利用“定時播音裝置”非法宣揚邪教、擾亂社會秩序的事件。他們將“定時播音裝置”祕密安置在公衆區域、政府機關附近，以及對“法輪功”癡迷者進行幫教的場所周圍，定時啓動，大肆散佈李洪志的邪教“經文”以及海外“法輪功”邪教組織總部的“指示”，惡毒攻擊我國政府和有關部門，恐嚇威脅廣大幹部羣衆以及對“法輪功”產生懷疑和動搖的練習者，煽動蠱惑頑固分子繼續與法律、與社會對抗。
這種“定時播音裝置”，由擴音小喇叭、半導體功放線路板、放音機、定時器、蓄電池等組成，具有裝配簡單、功率大、隱蔽性強、可定時播音等特點。公安機關在調查中發現，遍佈全國１０餘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這些“ 定時播音裝置”，其中相當一部分使用的竟是同一廠家、同一型號的擴音小喇叭，大部分半導體功放線路板也出自同一個組裝點。
經過全國公安機關的縝密偵查，一起由李洪志及海外 “法輪功”組織總部策劃、指揮，境內“法輪功”地下組織具體實施的陰謀活動終於水落石出。
近兩年來，在我國政府的嚴厲打擊下，“法輪功”邪教組織土崩瓦解，窮途末路的李洪志和“法輪功”邪教組織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爲了阻止“法輪功”練習者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挽救其日漸削減的社會基礎的窘境，在美國的李洪志和“法輪功”組織總部，費盡心機地炮製出使用“定時播音裝置”進行邪教煽動的手法，並在 “明慧網”上大肆宣揚、傳授，妄圖讓“法輪功”邪教的聲音重新響起來。
看到“明慧網”上傳達的這一指令和操作方法，北京 “法輪功”骨幹分子、化名“古慧”的古秀芳如獲至寶。在她看來，“用‘定時播音裝置’既安全效果又好”，“ 既可以讓不想聽的人不聽也得聽”，又能夠“鼓勵‘功友’ 堅定信念”。
“明慧網”上傳遞的“指示”，讓深圳的“法輪功” 骨幹分子李豔也蠢蠢欲動。她一直擔心，“很多‘功友’ 被‘關’起來後，‘師父’的新‘經文’他們聽不見，容易動搖、被政府轉化。而且我們的聲音也很弱了。”。看到“明慧網”上的消息後，李豔及其他深圳“法輪功”骨幹分子“恍然大悟”，決定通過“定時播音裝置”來傳播邪教“經文”，表明自己的存在。
煞費心機行不義
根據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的授意，一心要“掀起‘大法’新高潮”的“古慧”等“法輪功”骨幹分子，開始四處活動，祕密串連。
今年３月，“古慧”迫不及待地竄到長春、瀋陽等地，還不斷與河南、山東、廣東、黑龍江等地“法輪功”地下組織取得聯繫，推薦“定時播音裝置”，讓他們提供當地 “法輪功”頑固分子名單及具體聯繫方法。
３月中旬，“古慧”指示李豔儘快組裝一批“定時播音裝置”，發送到全國各地。李豔隨即緊急組織深圳的“ 法輪功”骨幹分子程浩、廖燕等人，在祕密場所加班加點製作、裝配，並按照“古慧”提供的地址和接貨人名單，通過郵寄、鐵路託運等方式，分期、分批將近１００套“ 定時播音裝置”發送到長春、瀋陽、北京等地。
４月中旬，“古慧”又向李豔提出“需要更多的貨”，以籌備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更大規模的鬧事活動。但是，這種“定時播音裝置”的關鍵部件——擴音小喇叭貨源緊缺。李豔就委託正準備去北京“護法”的武漢“法輪功”骨幹分子何堅，找“古慧”聯繫購買擴音小喇叭。
４月２４日，“古慧”安排何堅和另一名“法輪功” 頑固分子“洪祥”到天津尋找貨源。在天津，他們找到一家工廠，當場談好價錢、型號和數量。回到北京後，何堅又與李豔聯繫，告訴她已經找到貨源，但急需資金。李豔很快就將６．５萬元人民幣，匯到“古慧”指定的一個帳號上。
拿到這筆經費後，４月２６日，何堅與“洪祥”第二次趕到天津，一次訂購了１２６箱、３６１８支擴音小喇叭，並要求廠家將這批貨在４月２７日前緊急發到北京東站的北京怡海託運站。爲了掩蓋其罪行，在簽訂的合同單上，何堅使用的是“袁修新”的假名。
４月２９日，“古慧”和何堅一同出現在北京怡海託運站。何堅根據“古慧”擬定的發貨單，再次用姓名“袁修新”的假身份證，將３０００餘支“小喇叭”分別發送到武漢、深圳、瀋陽、哈爾濱、長春等５個城市，剩餘的５００多支準備在北京使用。
隨後，“古慧”又指示深圳“法輪功”地下組織，讓他們按照自己提供的聯繫人名單和地址，將裝配“定時播音裝置”所需的半導體功放線路板、定時器、蓄電池等配套設備發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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