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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湖南省衡陽縣三湖鎮鎮幹部組成“突擊隊”收取農民統籌提留欠款和計劃生育罰沒款，毆打羣衆６２人。２０００年，湖南省委以１號文件對“三湖事件”通報批評，９名鎮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並有３名幹部被追究刑事責任。
凌小軍是受處理的９名幹部之一。最近，記者見到了凌小軍。他的自述發人深省，對農村基層幹部如何轉變作風，改善黨羣、幹羣關係頗有啓示。
“幹部打農民 等於打父母” 我叫凌小軍，今年２５歲。１９９７年從衡陽市農校畢業後，分配到三湖鎮政府工作。帶着到農村廣闊天地能大有作爲的理想，我當上一名駐村的脫產幹部。
但不久我便陷入苦惱之中。由於幹羣關係緊張，三湖鎮幹部向農民收取農業稅和鄉統籌、村提留經常遭到抵制，很難收上來。爲了完成財政上交任務，儘管時常領不到工資，我們不得不按要求每人借５０００元錢給鎮財政。 爲了完成財政上交任務，也爲了教訓一部分我們眼中的“刁民”，就想着要給農民一點顏色看看，於是，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突擊行動發生了......
回想起來，當時我的確是年輕氣盛，頭腦發熱。組織上處分我後，我更加迷茫，對農村基層工作完全喪失了信心，計劃外出打工。
這件事驚動了省、市、縣各級領導，縣委派來了新的鎮領導班子，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我們每個月都要集中學習政策法規和中央文件，學習爲人民服務的方法和本領。２０００年初，縣委、縣政府吸取“三湖事件”的教訓，又大張旗鼓開展了轉變幹部作風活動。
我現在對三湖鎮的農民抱着很深的內疚。對照“三個代表”思想，我們的工作以前得不到農民支持，我認爲最主要的是作風飄浮，脫離羣衆，對農民“要”的多，“給”的少，沒有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靠高壓手段，怎能壓服人心呢？此時，父親火辣辣的批評又在我的耳邊響起：羣衆是幹部的衣食父母。你本人是農民的兒子，你們當幹部的打農民，不就等於打了你們的父母嗎？ 我冷靜下來。經反省後逐戶上門向羣衆賠禮道歉。
熱心服務 贏得民心
２０００年初，經過組織考察，我重新當上了駐村幹部，工作方法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以前我住在村裏的時間少，像個游擊隊員，到處找農民收錢，很少給農民辦事；２０００年，我打起揹包扎到西村，在農民家裏住了近將３００天，７０％的時間用於給農民辦實事。我組織村裏的農戶修了水塘、清理了渠道、維修了電排；我還發揮農校畢業的優勢，幫助農民推廣農業優質品種，提供病蟲警報。
西村有個樑家組，３年沒給國家交一分錢稅費。我在走訪這個組時發現，老百姓主要爲了兩個問題在和幹部鬧彆扭，一是組級公路沒修好，羣衆運輸糧食沒路走；二是一位村民建房，要佔用鄰居地基，在補償費上發生糾紛。他建不成房子，就拒絕上交稅費。
爲了解開這兩個疙瘩，我在樑家組連開了３天３晚的會，進行說服溝通。又帶領羣衆把路修通。這次在樑家組我呆了９天時間，處理了８個問題，村民們把拖欠的稅費基本交清了。
不是“刁民”是親人
過去，我老是認爲有些羣衆故意和幹部作對，是“刁民”，而現在我卻覺得農民羣衆是最可親可愛、最有感情的一羣人。
記得我剛到西村時，有些農民認爲我太嫩了，沒有能力。加之“三湖事件”的影響，農民對幹部的印象不好，有的見了幹部就搖頭吐唾沫。現在西村的農民不論在哪兒看到我都打招呼，對我的工作能力也翹起大拇指。他們有什麼紅白喜事，總忘不了把我這個駐村幹部當上賓。去年冬天，我在西樑柳衝組，白天幫農民幹活，晚上開會，患了感冒。村民們主動買藥、送水，還煮蛋湯給我吃，把我當成他們的親人。
現在，我們的各項工作得到農民的支持。今年上半年，我們鎮的財政稅收排全縣第一，幹部的工資也能基本保證發放。
“三湖事件”過去了兩年多了，這兩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即痛苦又幸福的過程。我現在最大的感受是，和農民打交道，一定要遵循“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原則，只要我們堅持改進作風，“三湖事件”就會永遠成爲歷史，基層工作的路會越走越寬。
（記者瞭解到，今年８月２８日，衡陽縣監察局下發文件，解除了對凌小軍的行政記大過處分。現在他已被髮展爲中共預備黨員，並擔任了三湖鎮三湖責任區副主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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