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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居民的儲蓄餘額在今年即突破了8萬億元，將佔GDP的90%以上。有關專家指出，這體現了人們對未來生活變動的重重顧慮。我國跨進WTO門檻使人們對保障機制更加關注。爲此，本報記者走訪了社會保障與保險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兼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諮詢委員鄭功成先生。
WTO挑戰社會保障
鄭功成首先指出，“WTO是世界性的經濟組織，在這個框架內目前還未有相應的社會政策或社會保障條款，但它要求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僅包含着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且需要以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爲基本條件。”
鄭功成認爲：“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進行了近20年，成就很大，但在打破計劃經濟舊體系的同時，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成熟。這緣於社會保障網的殘缺，政策的不穩定，以及社會保障待遇無法全部兌現，過分強調個人負責的輿論渲染等。”
“目前看來，儘管我國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及改革原則已經確立，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正在覆蓋着越來越多的人口，但我們爲入世所做的準備並不充分”。鄭功成說：“由於沒有強有力的法規約束，加之因歷史負擔和制度轉型造成的社會保險繳費率過高，許多非國有企業及其職工尚未參加社會保險，企業拖欠社會保險現象更是司空見慣。”
不僅如此，加入WTO意味着我國現有產業結構必然進行重組，由此將帶來城鎮結構性失業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更多地涌入城市，與此同時，下崗職工也到了大規模走出再就業中心的最後期限，這些都意味着必須有較爲充足的失業保險基金儲備。“而我們面臨的現實是社會保障基金準備性不足”。鄭功成指出，我國目前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保基金積累只有1000多億元，尚難應付可能發生的失業保險金支付高峯。鄭功成說：“這些都將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入世後面臨挑戰。”
社保應當也可以成爲安全網
鄭功成說：“儘管世貿組織對成員的社會保障水平沒有明確限定，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醞釀在WTO框架中加入有關勞工標準或社會保障條款。這一點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決定了它們必須作出這種選擇，但從長遠趨勢來看，建立健全的社保制度及提高社保水平卻是大勢所趨，因爲這不單純是爲了保障勞動者的權益，也是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勢。”
事實上，國際勞工組織作爲聯合國最大的政府間組織，已經制定了100多個有關勞工權益保障方面的公約，提供了最低程度的保障標準。鄭功成強調：“加入WTO將促使我國迅速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應當也可以成爲城鄉居民尤其是工薪階層與低收入階層人口的社會安全網。”
鄭功成指出，勞動者享有的社會保險將與就業單位相分離，勞動者社會保險關係的轉移將更方便、快捷，看病可以選擇服務最好的醫院。養老保險支付也將社會化，包括工齡與繳費年限的計算和銜接均將有新的規範政策。入世後，藥品價格將下降，醫療保險費用支出的膨脹將減緩。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也將納入議事日程。
鄭功成說，建立相應的災害救濟制度和農業政策保險制度是WTO成員的慣常做法，對發展中國家還允許建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和強化官民結合的扶貧機制，而這恰恰是我們現有社保體系中亟待完備的。因此，完善我國的社保體系還任重道遠。
每個人都要增強自我保障責任
朱鎔基總理在今年兩會時承諾，“十五“期間要把社會保障撥款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從現在的不到10%，提高到15%—20%。然而，國家財力的約束和人們需求的差異等，又決定了社保制度不可能包辦所有人的一切生活保障。因此，鄭功成認爲，人們還必須增強自我保障責任並努力提升自己抵抗生活風險的能力。
他指出：“商業保險就是一種很好的風險保障機制，人們可以像購買一般商品一樣，根據需要和經濟承受能力來選購商業性的財險、壽險、醫療保險等服務，轉嫁自己的財產利益風險和人身風險或者增進自己的福利。”他舉例說：“我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確立退休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不超過60%，這意味着人們在新制度下領到的養老金將大大低於原有及現有的退休金水平，人們要想在年老時生活消費水平不下降，就需要投保商業性的人壽保險來彌補。”
不過，他也補充指出：“商業保險作爲一種完全按市場規則來運行的機制，更有利於維護高收入階層的既有利益，人們的收入水平越高，參加商業保險就越有必要。”因此，他主張大力發展商業保險，以便讓人們有更多的選擇，而爲自己的明天投保則應當成爲更多人未來的選擇。
“當然，在制度化的社會保障與市場化的商業保險之外，還有必要建立社會互助機制和發展慈善公益事業，人們可以將參與互助保障、參與慈善事業看成在助他之中獲得他助的途徑，這也是個人負責的一種方式。”鄭功成最後總結說：“要想在加入WTO後真正化解人們的後顧之憂和真正維護人們的生活安全，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與完善是首要的，其他機制也是必要的，它既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財力，也需要企業、社會和個人的積極參與並共同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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