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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江南的大家閨秀，被譽爲“比利時的中國母親”；比利時政府授予她“國家英雄”的勳章
■艾克興市的市民爲了銘記這位巾幗英雄，特意將市中心的一條大道命名爲“錢夫人路”
公元1999年歲末，中國新華通訊社刊發了一篇二戰期間中國女人在比利時傳奇經歷的報道。文章不長，卻迅即被《人民日報》轉載。由於這篇文章，一段關於中國大家閨秀錢秀玲的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祕密，終於漸漸撩開了她“神祕的面紗”。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影視部和全國婦聯婦女發展基金會、瀟湘電影製片廠聯合支持下，以這位幾近銷聲匿跡於異國他鄉的“中國辛德勒”爲原型的16集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已拍攝完成，中央電視臺初步擬訂該劇作爲2002年一套黃金開篇鉅作。曾被譽爲“比利時的中國母親”的錢秀玲，終於在她九十高齡之際，夢迴她魂牽夢繞的故園，來開啓那扇早應開啓的塵封之門了。
想做居里夫人的江南閨秀，嫁給了俄希混血兒
錢秀玲，1912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的名門望族。其堂兄錢卓倫，國民黨中將，曾歷任國民黨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等職。
錢秀玲雖家境非常優裕，卻不驕不奢。她好運動，愛打籃球，喜愛化學。
學生時代起，她即立志科學報國，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國居里原子能實驗室學習，希望成爲像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
1929年，17歲的錢秀玲像那個時代無數有抱負的青年一樣，孤身一人，負笈求學，來到比利時最有名的魯汶大學就讀化學系。在校期間，漂亮而又東方風韻十足的錢秀玲，和同校醫學系比自己大幾歲、具有俄羅斯和希臘兩種血統的葛利夏漸漸走到了一起。結婚後，錢秀玲夫婦居住在比利時一個偏僻小鎮，開始了他倆長達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戰在歐洲爆發。懷抱科學理想的錢秀玲在炮火紛飛的年代來到淪陷的巴黎，找尋約里奧·居里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只可惜，研究所爲逃脫納粹魔掌，已遷往美國。面對人去樓空的大樓，錢秀玲黯然神傷，返回比利時。
德軍地區最高長官，是堂兄的知交
1940年5月，德軍佔領比利時。在錢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鎮，一個參加抵抗活動的青年羅傑，冒着生命危險埋下地雷，炸燬了德軍軍列通過的鐵路。
事情敗露後，羅傑被抓，旋即被宣判絞刑。
錢秀玲得知這一消息後，中華傳統文化在她身上所孕育的正義感把她推向了那段畸形歷史中的英雄舞臺。和所有比利時人一樣，她決不願看到“爆炸英雄”悲慘的結局。偶然之間，她從報紙上看到馮·法爾肯豪森這個名字。
“好熟悉的名字！……”
1934年至1938年期間，這位現任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區最高行政長官，曾在中國擔任國民黨的軍事顧問，與錢秀玲的堂兄錢卓倫互相賞識，最終結爲莫逆之交。錢秀玲赴比國留學前，錢卓倫曾對堂妹說，要是遇上難事，可以找馮幫忙。
“馮現在是納粹頭子，會不會六親不認，更加大開殺戒呢？”雖然有着種種擔心，但救人如救火，錢秀玲還是馬上字斟句酌地給馮·法爾肯豪森寫了封信，懇求他能從人道主義考慮，設法使羅傑免於絞刑。第二天一早，她帶着這封信和堂兄錢卓倫的信，趕早班車到160公里外的首都布魯塞爾。千辛萬苦找到馮後，錢秀玲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馮猶豫了一下說：“我會想辦法的，讓我試一下吧！”
幾天後，羅傑奇蹟般地被特赦。錢秀玲救人的事情傳開了。在每個艾海德姆鎮人心中，錢秀玲是可愛的中國女人，是“英雄”。
1944年6月7日，在艾海德姆鎮附近的艾克興市，地下抵抗組織殺死了3個德國蓋世太保。德軍開始瘋狂報復，逮捕了97名青年男子，要求當地居民在一天內交出兇手。否則，將採取抓鬮的方式，每批處死15人。在心急如焚的時候，又有人想到了錢秀玲。
當時，錢秀玲正懷着大女兒。她挺着大肚子，連夜坐着一輛破車，冒着被冷槍和流彈襲擊的危險，趕到布魯塞爾。馮·法爾肯豪森沒等錢秀玲開口，就知道了她的來意。他爲難了，錢秀玲卻決不放棄。
第三天，被逮捕的97個人奇蹟般地又被放了回來。沒過幾天，馮被納粹德國調回柏林。這次見面成了她和馮在二戰中的最後一次見面。
二戰結束後，爲了表彰錢秀玲的義舉，比利時政府授予她“國家英雄”的勳章。比利時國王與王后還將一幅最心愛的合影簽名後敬贈給她。艾克興市的市民爲了銘記這位巾幗英雄，特意將市中心的一條大道命名爲“錢夫人路”。
戰後她挺身而出，爲“戰犯”辯解
馮·法爾肯豪森回到德國就被蓋世太保抓了起來，作爲異己分子準備送上法庭審判。但二戰結束的腳步逼近了柏林，德國投降，馮·法爾肯豪森作爲戰犯又被交給盟軍監管。1948年，馮被引渡到比利時。1950年，馮作爲德國在比利時的頭號戰犯接受審判。
聽到這個消息，錢秀玲坐不住了。她到處奔走呼籲，尋找她救助過的人聯名上書，主動接受比利時媒體的採訪。她告訴記者，馮是一個侵略者，但同時，他又盡其所能，從人道主義出發，使許多比利時人免遭殺身之禍。對他的功過應該全面評價。她說：“我在二戰期間爲比利時人做過一點事情，國家因此授予我勳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爲馮·法爾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險，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法庭開庭時，錢秀玲還和她救助過的幾個人出庭爲馮·法爾肯豪森作證。
最後，因爲馮·法爾肯豪森作爲德軍佔領軍的首領，對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當時，比利時有一位著名的反德國納粹女英雄——希茜拉·溫特偷偷地到監獄給馮送吃的、穿的。
馮服刑3年多，被提前釋放。馮與希茜拉·溫特攜手回到德國的波恩定居。
1966年，馮·法爾肯豪森去世，享年88歲。
戰後，錢秀玲一家居住在首都布魯塞爾鄰近凱旋門的一所普通知識分子宅院裏。走進錢家，看不見政府頒發的“國家勳章”，也看不見國王和王后送給她的珍貴禮物，據說她都讓兒子收到不知哪個抽屜裏去了。每當人們景仰地向她提起當年的往事，老人總是淡淡地、帶着一絲抱歉回答：“我忘了，都記不得了。”倒是年輕一輩們追問，初戀時，葛利夏和她是誰先開始追求的對方，常常惹得老人飽經風霜的臉上泛出羞澀的興奮的潮色。老人的兒子說，她母親戰後很不願接受採訪，她寧願把那個扭曲的時代忘個一乾二淨。
無數次過濾之後，她只願記住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比如愛情，比如親情……
老人除了一位跟隨多年的從宜興老鄉請來的保姆，還育有一兒一女，也60多了。雖然離開家鄉已70年，居家服飾跟普通中國家庭和中國老太太一無區別。“鄉音無改鬢毛衰”，與自己人說話時，依然是自小那口帶着宜興口音的普通話。
錢秀玲的傳奇在中國媒體亮相後，中央電視臺不少領導覺得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題材；瀟湘電影製片廠文學創編室主任周崎也躍躍欲試。但是，同一時間看到報道的哈爾濱專業編劇張雅文，卻已經開始準備自費去比利時採訪了。
張雅文，女，40多歲，電視連續劇《趟過男人河的女人》編劇之一。她不懂外語，不知道錢秀玲老人確切住所，不知道老人接不接受採訪，更不知道自己辛苦一場後會不會有投資單位來給自己投資拍攝。“就憑着一股子對老人的欽佩和創作的激情”，2000年，張雅文在中國駐比使館文化處和錢秀玲侄子錢憲人博士的幫助下，從北國哈爾濱找到了落英繽紛的布魯塞爾老人的家。憑着早年溜冰運動員不怕苦的毅力，一邊幫老人做家務，一邊跟老人聊天。張雅文的真誠和樸實最終打動了老人。就這樣，靠着一家熱心華人餐館的飲食資助，家境並不富裕的張雅文終於寫出了劇作一稿、二稿和三稿。
黃健中帶着編劇進行了再採訪
回國後，張雅文的劇本立刻將中央電視臺和瀟湘電影製片廠拉在了一起，組成了拍攝單位。大家不約而同地力推在中國以“人文”和“女性”兩大主題見長、並有電影《我的1919》等外拍經驗的電影導演黃健中。
2001年4月，導演黃健中、製片人鍾勇和、編劇趙冬苓等人，趕赴比利時艾克興市採訪。該市市長（他父親是錢秀玲老人最後營救的97人中的一位）親自到機場迎接了創作組，並請來比利時歷史學家介紹二戰和有關錢秀玲的種種史實。
採訪期間，黃健中不僅採訪錢秀玲老人，還走遍了當年故事的發生地，他們從布魯塞爾趕到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接壤處，那裏有錢秀玲和她丈夫葛利夏工作過的二戰舊診所，現已改爲一所中學。曾經兩度擔任比利時駐中國的大使（她父親也在那97人之中），專程送來她父親當年在集中營拍攝的老照片。
“我媽媽年紀大了，我們只想讓她過安靜祥和的日子。”黃健中導演和趙冬苓編劇4月份首次拜訪老人時，老人的兒子不停地這麼說。
“如果說年輕的錢秀玲是一個漂亮、敢作敢爲的大家閨秀和五四青年，那麼90歲高齡的錢秀玲，經歷了生活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更加平和，更加純粹，更加返璞歸真了，甚至連她額頭的皺紋也返老還童般地日益舒展。短短一個小時的接觸，我覺得我們看到了她一生的歷史。”編劇趙冬苓這樣回憶今年4月份的頭一次拜訪。
如果說生命是一條河，通過和錢秀玲老人的接觸，趙冬苓認爲“遺忘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趙問：“艾克興市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路名，到底是哪一年的事啊？”
老人攤攤雙手：“忘記了，都忘記了……”
趙又問：“國王給您頒授的勳章，您放在哪兒了？”
老人茫然地搖搖頭：“真……真不記得了。”
然而，當趙冬苓又問：“在你眼中，馮法爾肯豪森是什麼樣的人呢？”
“一個有道德的人。”老人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事隔幾天，趙冬苓致電錢家要求再次拜訪老人。像每次接待來訪者一樣，老人穿着漂亮的藍旗袍，塗一點淡淡的口紅，準時等候着他們。當趙冬苓再次提起勳章的事時，老人沉吟了半天，還是那句：“不記得有這事呀？”
親屬在徵得老人的同意下，幫着趙冬苓找了老半天，仍是一無所獲。拜別老人後，她的親屬問趙：“今天是不是讓你很失望？”
“不，正相反，從老人的遺忘，我好像抓住了她最有價值的東西，我抓住了一個人物的魂。”趙冬苓激動地回答。
然而在拍攝期間，國內竟傳出了些不負責任的傳言。如關於她和德國馮將軍關係曖昧的種種“故事”。趙冬苓對此很氣憤，“這讓我們作爲旁觀者也感到寒心。要是真有這些所謂的故事和污點，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和文化參贊斷斷不敢大張旗鼓地宣揚錢秀玲老人，文化部孫家正部長也不會在拍攝期間，兩次鄭重向比利時文化大臣提及此事了。”
是呀，在一個幾近湮沒的中國驕傲面前，我們有些國人爲什麼首先想到的不是對歷史的尊重，不是對承擔起宣傳推廣的責任，而總是憑着一己之想，去憑空捏造，去無中生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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