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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發生後，反對國際恐怖主義一躍成爲美國對外政策日程的首位，國際社會也緊隨其後，展開了對恐怖主義的“國際大圍剿”。
隨着阿富汗局勢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的確是一場非對稱性的戰爭。如果能夠確定目標，反對“恐怖主義”的任務就像警察局辦案一樣乾淨利落。然而，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目標？美國曾開出一個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朝鮮等，這種確定方法是令人擔憂的。如果這種確定方法成立的話，反對恐怖主義就會變成美國一個一個地“收拾”這些國家，它所引發的惡性循環對國際社會來說是一種災難。
簡單地說，恐怖主義具有兩大本質特徵：一是使用不同於戰爭的暴力手段，二是具有某種政治目的。不具備這兩大特徵，就不構成國際恐怖主義。因此，實行恐怖主義的組織是不確定的，只要它爲了追求某種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恐怖效果，就會導致恐怖主義。冷靜思索，既然恐怖主義要實現某種政治目的，那麼我們必須要問的是，9·11事件對美國的恐怖襲擊要促成什麼政治目的？或者說爲什麼受到恐怖襲擊的偏偏是美國？
事實上，我們知道，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並不只9·11事件。18年來，美國先後遭受了10多次恐怖襲擊，包括駐外使館、各種水面艦只、美軍駐外基地等等。尤其是90年代以來，美國受到的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
美國屢屢受到恐怖打擊，不能不引起人們尤其是美國人的反思。9·11之後，布什總統稱這是“對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攻擊，是對全人類的攻擊”。在客觀效果上來說的確如此。但就恐怖主義分子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而言，恐怕就未必。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某些行爲刺激了某些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這些民族的國家卻沒有能力同美國這樣的龐然大物相抗衡，長期情鬱於中，不得發之於外。這些矛盾積累久了，就必然會以某種非正常的、極端的方式得到集中的爆發。
我們反對恐怖主義，對於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十分同情，對恐怖主義行徑齊聲譴責，但是我們分析問題卻不能不把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納入視野。因爲只有認清恐怖主義的根源，纔能有效地制止恐怖主義。因此，如果要正視恐怖主義，就不能迴避美國國際行爲上存在的問題。
反思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行爲，是美國政府面臨的挑戰。美國政府不僅要追究恐怖主義發動者的罪過，而且要反思本身存在的問題，這是應該具有的大國肚量。
記得《時代》週刊的一篇評論開首便是：“美國真偉大，它不僅戰勝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而且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富人。而這批富人正感到生活有些乏味的時候，美國的公司又製造出了能讓他們身心快樂的‘偉哥’。年輕的總統不時製造一些讓人們街談巷議的風流韻事，生活還有什麼其他企求呢？多好的太平盛世啊！”一時間，美國成了“孤獨的超級大國”。在這種人間天堂的國家裏生活，又遇到這樣“偉大的時代”，催生各種“新理想主義”的理論和聲音在所難免。各種“歷史終結論”、“輸出民主論”、“霸權穩定論”、“文明衝突論”一浪高過一浪，彷彿世界已經是美國的世界，是“民主和自由價值觀”全面統治人類社會的世界。
在這種歡呼聲中，不僅官方的政策傾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外交政策上更主動、更積極、更有領導者的姿態，而且民間社會的心態也在發生着潛移默化的轉變，一種普遍的對其他民族的傲慢和不屑溢於言表，那種天定命運的狂熱和傳播美國精神的熱情，讓其他民族一時間有點適應不了。尤其是布什上臺之後，單邊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美國也爲這種單邊主義付出了代價，今年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選舉中的落選，就是一個教訓。但是，冷戰後的世界並沒有像美國人想像的那樣美好。冷戰結束後，美國那種“沒有敵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一度爲冷戰所掩蓋和壓抑的種族衝突、宗教爭端、邊界糾紛等問題如同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紛紛涌出，美國視野中的世界似乎正在“失控”。這種失控感，被一些學者描述爲“新悲觀主義”。
失控感使得美國憂心忡忡。爲此美國內部確定了要採取不同的手段來保護它的國家利益。
回首過去的20世紀，可以得出結論，這是一個美國崛起爲世界大國的世紀。美國在20世紀的崛起，是憑着自己的實力和能力而獲得的。展望未來的21世紀，美國能否繼續保持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是應該引起美國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縱觀歷代大國興衰史，從古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發展強盛比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間。尤其是當達到勢力頂峯的時候，面臨的挑戰幾乎是一致的，即能否實現由“武功”向“文治”的轉變，21世紀的美國也是一樣。(趙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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