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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但是李文和的自傳終於出版了，笑到最後的還是李文和。如今，李文和正在美國四處爲他的新書舉行簽名售書活動。李文和並未就此罷休，在李文和的個人網站上，一場向美國總統施壓的簽名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李文和要求美國總統向他道歉，他認爲美國政府應該向他道歉。他告訴《新聞週刊》的記者說：“我認爲美國總統應該向我道歉，這是美國政府欠我的。”使美國聯邦當局惱火的是，李文和出自傳及拍電影入賬了65萬美元，聯邦當局只有怪他們自己，畢竟他們極端的策略使得李文和的自傳成爲暢銷 書。
聯邦法官給我戴上手銬，用警車將我押往聖達菲美國成人教化院。警車上只有警衛和我，我的腦海裏一時充滿了無數個疑問，我在想，他們究竟會如何處置我，美國政府會找個理由將我害死在獄中嗎？我思忖着，如果他們沒有殺害我，我總有洗刷沉冤的一天。
我被帶到一個狹小的囚室裏，只有門上有一個小窗口。在警衛的看守下，我換上了穿着非常不舒服的粗斜紋棉布囚服。他們給我戴上腳鐐，然後給我一個裝有自己衣物的箱子，裏面有兩套內衣。
我的家人非常擔憂我的處境，因爲他們聽說FBI威脅要用電椅處死我
由於聯邦法官沒有說明我被囚禁在哪裏，所以我的家人和律師全然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在監獄的頭一晚，我被允許跟家人通話，我告訴妻子，我在聖達菲，一切都好，那是後來一個月長的時間內我打的唯一的電話。電話中，我的妻子流露出擔憂和恐懼，她告訴我，我的家人非常擔憂我的處境，因爲他們聽說FBI威脅要用電椅處死我，“就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讓他們替我擔憂令我很難受，我明白，FBI和美國司法當局企圖通過此舉對我的家人施壓，對他們進行迫害。
我想，如果我不“承認”，他們會逼我自殺
我無從知道當局是否對我採取特殊的處置方法，但我很快得知，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囚犯。我感覺當局正在迫害我，他們既不放我出去，也不槍斃我，企圖讓我屈服，最後讓我承認：“好吧，你們是對的，我是一個大間諜。”我想，如果我不“承認”，他們會逼我自殺。我清楚我不會自殺，他們的詭計只會讓我非常惱火，我絕不會讓理查德森和美國政府的詭計得逞。我不斷地告訴自己，絕不要屈服，永遠不要在他們的詭計和謊言面前妥協。
(由於爭取獲釋的努力失敗，李文和被押送到一個單獨的囚禁室，在那裏等待進一步的審判。)
我是孤寂一人在獄中度過世紀的更替的。那是一間怎樣的囚室啊！沒有窗戶，四周是哭喊和呻吟。在獄中，相對於新年，我更期待聖誕節，因爲聖誕節會有一頓牛排供應，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破例。雖然我時常捱餓，但是我並不想吃肉食，因爲它會誘發我的心臟病。因此，我一點兒也沒有去碰牛排，錯過了獄中唯一的“大餐”。
新年夜成爲FBI將我關押在囚室內的一大藉口，他們聲稱，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會利用新千年世界各地電子系統的漏洞製造混亂，他們沒有時間來監視我。
白天囚室內亮着燈，晚上我要休息的時候，燈也絕不會熄滅
我覺得我的情緒在這段時間處於最低潮。在我被囚禁的第一個月裏，每週一至週五，被允許走出囚室4米去沖涼，週末的時候我只能在囚室裏呆着。白天囚室內亮着燈，晚上我要休息的時候，燈也絕不會熄滅。每週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可以會見我的家人————始終會有兩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在一旁監視，我們說的每一句話，他們都會收入耳中。我的律師來訪時，我能與他會面。但其餘的時間，我24小時都呆在囚室內，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紙筆，沒有熱水，除了在被嚴密監視的情況下會見家人和律師，我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
有一次，我向獄方索要紙筆，我打算編一本數學課本
爲了保護正常的思維，我明白我必須思考一些問題。我花了很多時間考慮我的案子，儘量回憶對於我的律師有用的細節。有一次，我向獄方索要紙筆，他們居然給了我，我打算編一本數學課本。我向監獄圖書室借書，但是沒有得到監獄當局的支持。
2000年1月中旬，也即我被關押了一個月之後，監獄當局將我關押到安全級別最高的A倉，我被置於兩名警衛的24小時監視之下。在A倉，他們不允許我打電話，若要出倉，哪怕是在看守森嚴的監獄內部，也要戴上手銬和腳鐐。每次我出來，一些監獄的犯人會從他的窺視孔中喊道：“喂，李文和。”並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他們大多數非常年輕，可能只有21或22歲，我爲他們感到難過，因爲他們中的大多數幾乎沒有接受過教育。
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別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淪落到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華裔、像我一樣的亞裔人，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所謂我所“盜竊”的“機密”，並不是真正的機密
在我戴着手銬和腳鐐的最後一天，美國新墨西哥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正式向我道歉。
在經歷了278個被囚禁的日日夜夜之後，2000年9月13日，我最終獲釋。聯邦法官詹姆士·帕克用他深沉而權威的語調向美國人宣佈，他被美國政府所誤導。
聯邦法官和整個美國的確被誤導了。我非常清楚，其它的核武器專家心中也清楚，所謂我所“盜竊”的“機密”，並不是真正的機密，而不過是隨手可得的公共信息。同樣，作爲一名程序員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下載的文件並不是什麼美國政府告訴民衆的“尖端武器代碼”，它們只不過是一些過時的東西。
當帕克法官向我道歉時，在我身後響起了歡呼聲，我又重新見到了家人熟悉的面孔，我又見到了妻子Sylvia臉上久違的笑容，我還看到我的許多朋友、鄰居以及同事堅定地站在我的身旁。
我生命中的這段時光結束了，它將成爲我新生活的一個遙遠回憶
我曾經是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試驗室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我生活和工作了20多個春秋，在這片超出海平面2280米的高地上，我是一名核科學家，一個愛好足球的父親，一個野外活動愛好者，也是這個特殊科學世界的積極分子。
但是，我生命中的這段時光結束了，它將成爲我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一個遙遠回憶————我記得我的政府和新聞媒體污衊我犯下間諜罪；我記得，在長時間的關押中，我居然未經審判，接受公正的聆訊；我變得不再相信我的政府以及爲之服務的人；我終於知道，任何人都不應向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說真話，除非有法官和證人在場；我曾被視爲間諜，被打上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卑鄙最可怕的烙印———背叛者。
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些內幕，因爲我是當事人。
本版編譯：曉舟
-合作者
李文和自傳的合作者扎亞(Helen Zia)是一位資深的華裔作家，也是一名記者，定居於美國洛杉磯，她的著述曾經多次榮獲大獎，是美國著名的傳記作家之一。
-書評
“今天，這樁案子仍然是個不解之謎……美國政府仍在擔心李文和會(在他的自傳中)泄露美國的核機密。”
————《紐約時報》
語錄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別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淪落到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華裔、像我一樣的亞裔人，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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