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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由：
涉嫌竊取美國核機密的美國華裔核武器科學家李文和，在出獄沉寂15個月後，他與華裔作家謝漢蘭合著的《我的國家和我對簿公堂》於1月15日在美國正式上市。兩人先後在李文和定居的新墨西哥州、舊金山灣區、洛杉磯及紐約舉行新書籤名會，並回答了讀者的問題。
《新聞週刊》搶先報道了新書內容摘要，全美晨間收視率最高的NBC“今天”新聞節目也於15日獨家專訪了李文和，不存偏見的美國人現在最關切的除了李文和在新書中會有什麼驚人之筆，還關心美國政府與媒體是否已從李文和的“冤獄”中汲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
現年62歲的李文和在臺灣出生。三年前美國政府懷疑他竊取美國核機密，因此大張旗鼓進行調查，結果毫無所獲。熬過278天未經審判就被單獨監禁的日子，李文和最後不得不承認一項“非法下載電腦資料”的罪名，以換取自由，於2000年9月13日獲釋，但他從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投票權。李文和的唯一安慰是，他獲釋當天，主審聯邦法官帕克向他道歉，承認被美國政府誤導，這個案子令美國蒙羞。當時李文和轉頭問律師：“法官說這些話很普遍嗎？”律師回答道：“不，文和,這是十分、十分罕見的。”
-前能源部長最先點名李文和
但對李文和來說，這並不代表遲來的正義，因爲當時的內政部長雷諾死不認錯，她甚至上電視提醒美國人，李文和是個“重罪犯”，不是英雄。如今時過境遷，雷諾也已不在其位，但斯文的李文和仍然堅持美國政府欠他一個正式道歉。他坐牢期間思考過，一個像他這樣的中國人，不論多麼聰明，多麼努力，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亞洲人在美國永遠是外國人！
李文和在採訪中多次熱淚盈眶，表示希望知道誰最先想到要針對他：“我想知道誰是始作俑者，誰要承擔責任。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拾回聲譽。”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稱，司法部備忘錄顯示，是前能源部長理查森最先點名提到李文和。理查森現在正打算角逐新墨西哥州長一職。
當美國法院無法將李文和以間諜罪定罪後，一開始爲此案煽風點火的《紐約時報》也終於認錯，承認該報對李案的報道質量低於該報的標準，但對至今仍懷有“美國夢”的李文和來說，傷害已經造成，一百個解釋都於事無補。
-反覆測謊就是想給他定罪
身穿黑色夾克的李文和親切地爲購書者簽名，還當場讀了書中一段文字來敘述自己的慘痛遭遇。他說，在被送進監獄後，遭到單獨囚禁，時時感到寒冷及顫慄，向獄方要求更多衣物時，得到的卻是破爛到無法形容的運動褲，他懷疑獄方要到哪裏才能找到這麼破爛的兩條褲子。
提及曾迫害他的人時，李文和仍顯得憤憤不平。美國聯邦調查局指示監獄一定不要幫助他，使他的處境愈悽慘愈好。雖然一再強調，美國仍有很好的司法制度，但他也毫不保留地指出，由於這個制度被不適當的人運作，使他陷入悲慘的局面。
他在新書中詳述了聯邦調查局如何設局對付他，負責案件的聯邦密探則是口蜜腹劍。1999年2月11日，他接受科弗特問話，那時他們已計劃以間諜罪名對付他，但科弗特仍靠着他說：“文和，希弗、霍布古德和我都知道你是無辜的。我們只是想幫你，請你再接受一次測謊吧。”
李文和稱，在此之前，美國能源部的測謊已證實他是清白的。聯邦調查局引誘他再次接受測謊，只是想推翻原來的結果。他在書中指責聯調局後來甚至用恐嚇手段逼他認罪。“在1999年3月7日……他們不斷逼我認罪，甚至威脅我，說我會失去工作、未來、朋友，甚至說我會坐電椅。”
他指出，主管調查的聯邦密探梅塞默爾隱瞞證據，扭曲真相，直接導致他被判拘留。此外，李文和點名批評了負責案件的檢察官凱利“像瘋狗般”咬着他不放，把他“醜化成怪物”，贏得名聲後便參選國會議員。
令人震驚的是，美司法部於去年12月公佈了一份報告，認爲聯邦調查局對李文和案的調查“漏洞百出”，該報告不認爲政府對李文和進行調查是出於種族原因。但李文和已經對美國政府提出民事訴訟，指控政府對該案的錯誤處理侵犯了他的隱私權。
-至少五人閱讀過書稿
《我的國家和我對簿公堂》一書的手稿去年7月已交美國審查人員過目，以查看書中內容有否涉及國家機密，原定去年10月就可推出，但後來卻因政府諸多阻撓，才使出版日期拖延至今年1月中旬。審查人員堅持說，李文和提交手稿遲了，並懷疑他曾把手稿先給其他人閱讀。他們還警告說，若手稿中有國家機密，而當局最終證實李曾提前把手稿交給他人包括編輯過目，李文和便可能要再次面對泄露國家機密的訴訟。一名匿名人士提供的消息說，至少有5人閱讀過此書的手稿。
該書出版商說，這本書清楚真實地揭示了這宗近年罕見的審理不公大案。該書編輯施瓦爾貝表示，“這本書將解答所有有關李博士的問題。”他還說：“那些人對待他的手段簡直是可恥。如果他們用任何方法試圖阻止或延遲該書出版，那就更加是可恥中的可恥。”李文和現在談笑自若，但新書中談及的牢獄生活卻實在是一字一淚。“能源部和美國政府想讓我自殺。這樣他們便可宣稱解決了那個中國間諜。”他在書中寫道。
-“能源部和美國政府想讓我自殺”
最初遭單獨囚禁時，李文和食不飽，穿不暖，監房整天開着燈，二十四小時受監視，每天只能出監室一次去洗澡，一星期只能見家人一小時。沒有書、報紙、電視、收音機、紙筆、開水。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顫抖，因爲我只有一件紅色襯衫、底褲和兩個薄毯……食物是更大的問題。監獄的食物又少又差。我不知道自己瘦了多少斤，只看見皮膚都鬆弛了，特別是手和頸……我沒有新鮮空氣和陽光，知道已缺乏維他命D……早餐有炒蛋、香腸……午、晚餐僅有白麪包和一片薄肉，或是一隻熱狗。一個星期或者會有一隻雞腿……就算有沙拉，分量比飛機餐的還少。我沒一刻不餓肚子。”
一個多月後，李文和被轉到監獄內看管最嚴的部分，仍是單獨囚禁，但有機會跟其他囚犯說話。困在裏頭的都是重犯，但還未被定罪的李文和的待遇卻比誰都差，包括不準用電話，到公衆區域還要戴腳鐐手銬。李文和一直不知道自己可以投訴，可以改善生活，直到這時才從同室犯人口中得知監獄有雜貨店。
“布里翁(其中一名囚犯)告訴我可向雜貨店訂購日常所需——牙膏、洗髮水、指甲鉗、衣褲襪子。當我知道有雜貨店時，我又開心又噁心……若看守員早通知我根本無須挨凍這麼多星期。”
一天，其中一名囚犯懸樑自盡。“我覺得能源部和美國政府想讓我自殺。這樣他們便可宣稱解決了那個中國間諜……在監獄裏，我絕對清楚如何自殺……律師也認爲我有可能因爲監內待遇太差而瘋掉或放棄(抗辯)。”李文和後來有了紙筆和書本，便在監獄裏埋首寫數學教科書和做抗辯筆記，日子也稍微好過了一點。拘留中心的一名看守說，李文和是“模範囚犯，非常安靜，不和人打交道，也沒有太多要求”。
-“我是一名‘特別’的囚犯”
以下選自《我的國家和我對簿公堂》一書的內容，是李文和獄中生活的真實記錄：
聯邦執法官給我戴上手銬，用一輛運輸車將我押送到聖達菲成人教化所。車上只有警衛和我，我的腦海裏一時充滿了無數個疑問：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政府會找個理由將我害死在監獄裏嗎？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他們不能殺死我，那麼終有一天我會走出監獄！
我被帶到一個門上有窗口的狹小獄室。在獄警的看守下，我換上了粗斜紋紅棉布囚服，感覺很硬，很不舒服。他們重新給我戴上腳鐐，然後給我一個箱子，放我自己的東西。他們讓我保存兩件內衣。
由於法官不告訴我的家人或律師我的囚禁地點，所以他們都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在監獄的頭一晚，我獲准打一次電話。電話打給了我妻子，告訴她我在聖達菲，一切都好，那是在裏面呆的頭一月裏打的唯一一次電話。我的妻子聽上去很害怕，她告訴我，我的家人非常擔心，不知道我在哪裏，他們會把我怎樣。他們聽說FBI威脅要處死我，“就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所以他們都非常恐懼。讓他們如此擔驚受怕，我很難受。我明白，FBI和美國精心設計的，他們想對我的家人施壓，也折磨他們。
我無法知道他們對待我的方式是否特殊，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一名“特別”的囚犯。我感覺政府現在在折磨我，想把我逼瘋，這樣他們就不用把我拉出去槍斃了。我對自己說，他們想讓我承認我沒有做的事情，讓我說：“是的，你們是對的，我是一名大間諜。”
我想，如果我不“承認”，他們會逼我自殺。然而，他們那些骯髒的詭計只會讓我更加惱火，我絕不會讓理查森和美國政府把我搞垮。我一直在對自己說，我永遠不會放棄，永遠不會向他們的骯髒詭計和諾言投降。
我是在單獨禁閉室裏度過世紀交替的。那間囚室沒有窗戶，四周是哭喊和呻吟。在獄中，相對於新年，我更期待聖誕節，因爲聖誕節會有一頓牛排供應，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破例。
-“世紀之交成了關押的藉口”
但新年對FBI來說倒是很有用。FBI將新舊世紀之交當成了將我關在監獄裏的一大藉口，他們聲稱，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會利用新千年世界各地電子系統的漏洞製造混亂，如果放我出去，他們可沒有時間去監視我。
我覺得這段時間我的情緒處於最低潮。在我被囚禁的第一個月裏，我是不能走出獄室的，但每週一至週五這段時間，我可以每天走出囚室一次，到不遠處的地方去衝個澡，但在週末，我連走出去衝個澡的機會都沒了。
獄室一直都亮着燈，即使我想睡覺，燈也是亮着的。每週有一個小時，我可以在探視時間會見我的家人，兩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就站在我們旁邊，我們說的每一句話，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的律師來訪時，我能與他會面。但其餘的時間，我24小時都呆在囚室內，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紙筆，沒有熱水，除了在被嚴密監視的情況下會見家人和律師，我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別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淪落到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華裔、像我一樣的亞裔人，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地方法官向我道歉”
在我戴着手銬和腳鐐的最後一天，美國新墨西哥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正式向我道歉。在經歷了278個被囚禁的日日夜夜之後，2000年9月13日，我最終獲釋。聯邦法官詹姆士·帕克用他深沉而權威的語調向美國人宣佈，他被美國政府所誤導。
聯邦法官和整個美國的確被誤導了。我非常清楚，其他的核武器專家心中也清楚，所謂我所“盜竊”的“機密”，並不是真正的機密，而不過是隨手可得的公共信息。同樣，作爲一名程序員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下載的文件並不是什麼美國政府告訴民衆的“尖端武器代碼”，它們只不過是一些過時的東西。
當帕克法官向我道歉時，在我身後響起了歡呼聲，我又重新見到了家人熟悉的面孔，我又見到了妻子塞爾維亞臉上久違的笑容，我還看到我的許多朋友、鄰居以及同事堅定地站在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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