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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到澳門，橫穿過馬路，一個明顯不同的是，在北京，行人很少走人行橫道線，且人、車互不相讓，堵車現象四處可見；在澳門，行人大多都走人行橫道線，且車、人互相禮讓，道路基本上暢通無阻。小小的“不同”，細探究一番，頗耐人尋味。
若論人、車的密度，澳門比北京高得多。北京每平方公里650人，澳門則高達2萬人；北京百人擁有不到兩輛車，澳門每三個人中就擁有一輛臥車。
若比文化素質的高低，則北京不比澳門低。北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人口的近半數，澳門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佔大多數。
兩廂比較，出現了一個不該出現的結論：人口文化素質高、車少人稀的北京，馬路文明卻遠不及人口文化素質低、人擠車涌的澳門。
是北京交警沒有澳門交警忠於職守？非也。北京交警是全國公認的“業精、盡職、操守”的一流隊伍，比起澳門交警毫不遜色。如果僅從馬路上觀察，北京不管颳風下雨，大街小巷均可見交警的身影；而澳門無論何時，街面上很難覓到交警的蹤影。
兩廂對比，又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兩地的“不同”，和交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麼，究竟什麼原因造成這種“不同”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公共意識的差異。筆者不由聯想到另一種景象：走進京城許多機關家屬樓內，公共走廊、天井衛生與每戶室內衛生涇渭分明。前者是土飛塵蓋，污亂不堪；後者是錚光瓦亮，一塵不染。究其原因，仍然緣於公共意識欠缺。看來，公共意識之強弱，與文憑、職務的高低，城市的大小，生活的貧富不成正比。
公共意識乃關愛衆人、關愛社會之意識。其核心是博愛，即愛他人、愛社會，是一種沒有私心的愛。記得清末名人曾國藩家族中有件代代相傳的趣事。說的是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有一天，湖南湘鄉老家來信，稱府上爲蓋新宅，與鄰居爲一牆之隔的地界發生爭執，幾乎鬧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欲求助曾國藩的權勢。曾國藩收到此信後，聯想起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寫的一首詩。於是便寫了一封長信給弟弟曾國潢，並將這首詩附上：“千里修書只爲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讀了曾國藩的信和此詩後，愛心油然而生，胸襟豁然開朗。“讓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將地退縮了三尺。曾家的這一舉動，深深地感動了鄰居，其鄰居不僅不再與曾家爭執，見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讓他三尺有何妨”的愛心與寬忍，轉讓給了曾家擴建新宅。
一百多年過去了，筆者現在再讀這首詩及事，仍覺得樂趣無窮，感悟至深。人從降生到這個世界始，就是社會之人，就要與人相處，包括朋友、同事、鄰里等等，就要在社會這個公共的大空間中生存。所以，每個人的愛心不能只圈定在與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人與事上，每個人的道德意識不能只侷限於自家人的小圈子裏。否則，如同現在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出門見醜，離家受困”之窘況，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筆者認爲，培養公共意識，補上博愛教育這一課，是落實江澤民總書記“以德治國”思想的題中應有之意。十年動亂中，“博愛”這一人類優秀文化遺產，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遭到批判，至今餘毒尚存。人們公共意識的淡薄，與此不無關係。
試想，如果人人都具有“讓他三尺有何妨”的博愛、寬讓之心，良好的社會公德豈有樹立不起來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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