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鄧小平逝世5週年 親人眼中的鄧小平(圖)

鄧小平愛撫地凝視着襁褓中的小孫孫，右爲鄧榕

　　鄧小平的辦公室約有30平方米大小，寫字檯上擺着孫子們送給他的禮物。書櫃裏還擺放着他生前喜愛看的書籍。牆上掛着鄧小平86歲生日時，畫家吳作人書贈他的條幅“壽比南山”。這裏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的那個日子。

　　鄧小平逝世五年來，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門參加過迴歸慶典活動外，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裏。她比鄧小平小12歲，今年已經86歲了。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五週年紀念日，每年的這個日子，夫人卓琳和兒女們都要在院子裏撒滿花瓣。

　　鄧小平與卓琳相遇相識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卓琳回憶道：“我那時在公安部工作，他經常到公安部來，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讓那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意不同意，當時我不願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麼早結婚，我拒絕了。”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幹部卓琳缺乏瞭解。鄧小平並不灰心。卓琳說：“後來他就找我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他的情況；第二次談他的希望。我聽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是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第二個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我那時候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八路軍的老戰士們，以純情樸實的方式，爲鄧小平與卓琳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幾天以後，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奔赴了太行山。卓琳說：“後來到了前方以後，他在師部，我在後方。我就說，你是不是給我寫個信啊。他說，我寫什麼啊。我說，你就寫寫你怎麼生活，你有什麼感想。他說，好，我以後叫祕書給我寫一個，我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發一份。我說，算了算了，你別這樣搞了，我也不要你寫信了。”妻子漸漸地適應了丈夫的性格，漸漸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後就帶着孩子們也要趕到那裏。

　　鄧楠談道：“媽媽給他單獨炒一個菜，可他到了飯桌上就到處分。結果最後，實際上，他一口都沒吃。”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着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

　　女兒鄧楠深情地談道：“60年代的困難時期，對他們這些高級領導幹部，還有一些特殊的照顧。當時因爲我們家人口很多，所以他那點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不夠。所以，我媽媽就讓他單獨吃，他不幹，我媽媽沒辦法了就說，這樣吧，派一個人陪你吃飯。我經常就是那個派去陪他吃飯的人。結果，只吃了很短的時間，他又不幹了。又跟全家一塊兒吃。後來，我媽媽就又想辦法說，給他單獨炒一個菜，他到了飯桌上以後，就到處分。結果最後，實際上，他一口都沒吃，全分給別人了。”卓琳和鄧小平，相伴走過了58個風雲多變的春夏秋冬。夫妻恩愛，攜手白頭，心心相印，患難與共。鄧楠說：“我父親跟我母親沒有任何矛盾，因爲我父親平時都在外面工作，家裏的事情都是媽媽管，媽媽怎麼管，父親是從來沒有意見的，因爲他很信任母親。我覺得他們兩個配合得非常好。”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現出夫妻間的情深意切。1969年10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卓琳隨他而去。卓琳回憶起那段時光說：“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後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揀石頭。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我不能多動，我連上樓都說，喂，老爺子，拉着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欄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樓)。”

　　鄧小平已經走了五年，夫妻倆58年風雨中結成的深厚情義，全化作花雨飄灑。女兒鄧榕介紹說：“他們雖然表面上性格差別很大，但實際上他們有非常多的共同之處。比如說，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人，他們都是很純粹的人，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心計，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實際上他們的心底，他們的內部，有很多內在的東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女兒鄧琳補充說：“我沒見過我爸爸媽媽吵架。我覺得我爸爸媽媽他們兩個，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別信任，包括‘文革’後來被打倒，我媽媽也絕對沒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我認爲應該是個典範。”

　　鄧先羣說：“他跟孩子可有話說了。每天老爺子還沒起牀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窩裏去。”

　　鄧小平少年時離家遠遊，後來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時，父母雙親已經亡故，故鄉尚有一未見面的繼母和兩個妹妹。倒是弟弟鄧墾曾經在上海和延安與他匆匆見過兩面。

　　鄧小平從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情，他更看重一個人的品格和奮鬥，他會爲他們取得的每一個進步而感到高興。弟弟鄧墾說：“關心嘛，當然很關心了，不過具體事很少。待遇問題啊，從來沒有哪個關心過我的待遇問題，他也不應該管這個事，我也沒跟他講這個事情，我沒有這個印象。”“實事求是”、“無私無畏”，這是鄧小平八十壽辰，兄弟姐妹趕來爲他祝壽時，他書贈給弟妹們的。平時天隔數方，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鄧小平很看重難得的一聚。

　　妹妹鄧先羣回憶：“他身邊離不開孩子，特別喜歡孩子。你看平常跟我們沒有什麼話說，他跟孩子可有話說了，逗、抱。每天老爺子還沒起牀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窩裏去。”鄧小平非常喜歡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氣氛，喜歡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們在一起，鄧小平總是無比的開心。

　　鄧榕回憶：“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說，好，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了。我說我們還沒有定呢，你怎麼就定了呢。”

　　1968年8月，當時還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的鄧樸方，因不堪造反派對他的虐待與凌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胸椎壓縮性骨折。這個情況，當時被隔離審查的鄧小平夫婦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在動亂的年代裏，孩子們散落各地，狂濤中的鄧小平格外地掛念孩子。

　　卓琳說：“發配到江西后，孩子們在北京就被攆出中南海了，樸方那個時候，不是還爲這個事摔斷了腿嗎？我們就自己省點錢，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我們讓工廠裏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爲他躺在牀上起不來，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着那兩個環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他又能躺下來。那時候他來了以後，當然就增加我們的負擔了。(給他)洗澡怎麼洗啊，我端水，他(鄧小平)拿手巾給他擦。先是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乾淨。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給他送水、送手巾給他。”兒子鄧樸方回憶：“他並不說什麼，他爲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認真細緻。有時候就會感到心裏面酸酸的。”女兒鄧榕認爲：“我覺得我父親覺得他對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親在‘文革’以後跟我母親說，‘因爲我的問題，我們的孩子們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後我們要對他們好一些’。”

　　鄧小平熱愛事業，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們的婚姻問題上他很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鄧榕回憶：“當時只有我二姐一個人是結了婚的。我父親非常擔心，因爲他的問題，他的子女(受到牽連)。因爲我們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有句話，就是‘黑幫子弟’嘛。所以我們真是太‘黑’了。(對於)我們這種人，別人連接觸都不敢輕易接觸。所以，我父親很擔心我們的婚姻問題將來解決起來困難。所以，我當時因爲朋友介紹，認識了我愛人賀平以後呢，我父親非常……高興，實際上當時我和賀平我們只是通了兩封信，賀平是路過我們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們家住了兩天。這時候實際上我們還只是一般的朋友，但是我父親覺得這個人一定是能夠成爲我們家的女婿。所以他當時很鄭重其事地搬了幾個凳子，跟我媽媽和我奶奶坐在後院裏。我回來以後，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說，好，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了。我說我們還沒有定呢，你怎麼就定了呢。”

　　鄧楠說：“他跟我媽媽講，他信任我們，所以他從來也不干預我們。但是他對我們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說你們每家只能生一個孩子，(他採取的辦法)就是你們生一個孩子我管，如果你們生第二個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這種方式。”

　　鄧楠說：“我們問他，在西南軍區，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是什麼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後是‘腳掌’。”

　　晚年鄧小平的生活，孫兒孫女繞膝，其樂融融。鄧楠說：“晚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家就有孫子孫女了。我媽媽就規定了，我們家的孫子孫女每天定時地要來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在爺爺面前坐一坐。”

　　卓琳回憶：“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辦公桌上。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看文件。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對，還準備一個粉紅色的小盒子，裏頭裝上巧克力，來了就給他一塊。”

　　鄧楠說：“他是從來不跟我們講自己的地位，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平常在家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穿衣服都是打補丁的。因爲我們家孩子比較多，所以經濟也不是太寬裕。所以我們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舊衣服。我記得1952年的時候，從重慶到北京來，那時候他調到北京來工作，在飛機上的時候我們就問他，在西南軍區，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是什麼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後是‘腳掌’。我們上八一小學。八一小學全都是軍隊的幹部子弟，他們的父親都有軍銜。我們就都不敢說話了。因爲我們也不知道父親是什麼(銜)，因爲他是根本沒有軍銜。所以我們老是覺得在那個學校裏，我們的父親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們的眼中，父親是既隨和親切，又有威嚴。

　　鄧楠說：“我父親是一個話很少的人，我們說九句，大概他能說一句話。所以他一般是聽我們說，除非我們說的話太出格了，然後他最多就說一句‘胡說八道’。”鄧榕回憶：“我覺得我的父親母親都不是屬於高談闊論的那種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論化的那種教育。我覺得他們都是用他們的一點一滴，用他們一生的(經歷)，用他們的愛心，用他們個人的爲人來教育我們。我們覺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運，我們真的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財富，汲取了很多的營養，這是我們終生受益的。”

　　聶衛平回憶：“打橋牌我宕了六個，他跟我太太說，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

　　鄧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裏的路，掩映在鬱鬱蔥蔥的樹木和花草之間。這是鄧小平生前走過無數次的小路。散步是鄧小平多年養成的習慣，工作之餘的散步是鍛鍊、是休息，更是一種思考的過程。院子中央的這個水池中養了一些魚，這也是鄧小平喜歡的。

　　卓琳介紹：“就是養了一些紅魚。老爺子拍拍手，拿點饅頭扔下去，這些魚就擠到這兒來吃了。後來因爲有些魚，你看這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魚扎死了，這個魚就慢慢少了。我們以後就不養魚了，只養荷花了。”

　　晚年的鄧小平努力通過娛樂活動向自己的智力老化發起挑戰，打橋牌就是其中的一項。他不僅酷愛橋牌，而且叫牌準確，出手果斷，技藝精湛，水準常令專業選手叫好。

　　棋聖聶衛平回憶：“打橋牌指的是一種調劑嘛，所以他有這樣的水平我認爲已經很了不起了。有一次，我跟他搭檔，那邊是萬里和友誼醫院的院長諸壽和。我們倆把人家打得特別慘，我想給他們留點面子，就放了點水。所謂的就是現在談的‘假球’、‘黑哨’什麼的，我當時就主動地放了一把水，宕了六個。六個是宕得太多了，當時老爺子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你創了世界紀錄了。後來還跟我太太說，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

　　鄧琳回憶：“爸爸有幾個特點，一個是愛翻字典，有什麼字不認識的時候，他就會把字典拿出來。《辭海》是常翻的。我印象中爸爸特別愛看地圖。另外最喜歡看的就是這兩套，一套是《史記》，還有一部分是《資治通鑑》，他喜歡看這個。還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歡看《聊齋》。”鄧小平酷愛大海。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愜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帶上全家人到海邊去。

　　醫療組成員黃琳說：“我那會兒曾經跟首長開玩笑說，你看我們大家做這麼多工作，同意讓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點，遊半個小時你就上來。首長說，我纔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纔不半個小時就上來呢。”

　　王世斌回憶：“我們兩個一邊燒一邊掉着眼淚。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誰能相信，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確確實實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1996年12月，鄧小平因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1997年2月19日21時08分，鄧小平逝世。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夫人卓琳攜全家來向親人做最後的告別。工作人員王世斌回憶：“首長去世以後，首長那些衣物的處理是我去處理的。都被燒了，那天，我帶着另外一個同志，我們在鍋爐房裏把內衣、外衣、鞋子、襪子全都燒了。(什麼)都沒有保留，我們兩個一邊燒一邊掉着眼淚，是我們親眼見的。當然平時知道首長很隨和、很樸素，但是(這是)我們親眼見到，內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誰能相信，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確確實實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醫療組成員黃琳說：“去世的時候，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而且那個遺體也是作爲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里去了，等於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都裝在我們心裏。特別想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想說，首長，我們永遠愛你。”

　　鄧小平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

　　五年來，每年的2月19日，鄧家的院子裏都會撒滿花瓣，那是家人對他深情的祭奠。

　　卓琳深情地說：“(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他)去世的紀念日，我們就預先買了些花瓣，就在院子裏撒。(一邊)撒，一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還說話，還叫(他)。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着時候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對，一大長桌子，也有客人來參加，還像他活着的時候一樣，紀念他。”

　　鄧榕說：“我們真正從日常的感覺來講，我們沒有覺得父親離我們而去，好像覺得父親還在我們身邊一樣。對父親的思念、懷念，深深地沉澱在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的心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我瞭解他，我理解他，我也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