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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莊河市有一男一女，因瑣事廝打後各自報案：男稱被劫；女告遭奸。不料男報案人“有口難辯”，被拘留、逮捕、交付審判，被宣告無罪釋放後，證人又被抓，依法請求賠償，至今仍無消息；而女報案人卻相安無事，未承擔任何責任。
“好男和女鬥” 組長無奈惹村婦
2002年春節前夕。遼寧省莊河市光明山鎮。記者順着顛簸的土路來到了小營村中營屯，在村民欒寶祿簡陋的農舍前看到這樣一幅對聯———上聯是“莊河水能洗刷冤情卻難除男人怨恨”；下聯是“光明天能明察秋毫卻難識女人計謀”；橫批：“好男不和女鬥”。
欒寶祿今年46歲，身材瘦小。如今已經獲釋10個月，他站在冬日的陽光下眯着小眼睛，神情中哀憐多於憤怒。他說想上告，但連從莊河到大連的路費都沒有……
他的落魄是從與一個女人的一次廝打開始的。這個女人就是本屯農民白廣珍，今年40歲。或許是因爲丈夫在城裏做建築施工員的緣故，她的見識比別人多，心氣兒也高。
2000年7月1日，欒寶祿當上中營屯村民組長。他上任後的要緊事兒是收水電費，全屯一百多戶人家他得挨門挨戶收。新官上任熱情高，7月10日這天，他忙得沒顧上吃午飯，下午兩點在鄰屯村民孫德珍家喝了半杯白酒，之後又來到壩埂上察看稻田放水情況。
欒寶祿上任後短短十天裏，就與白廣珍家摩擦不斷：白因鄰里院牆阻擋自家房檐水而拒繳水電費，竟獲前任組長允許。但欒寶祿不知，上任後照收了她30元，白廣珍因此不悅；欒、白兩家的水田挨着，爲爭放水，幾天前白與欒的老婆打了起來。爲此，欒寶祿還找到村委會主任臧洪國告狀（後來得知，臧當時沒聽清打架的另一方是誰）。這次白廣珍沒佔到便宜，心裏自然窩火。
7月10日下午太陽西斜時，白廣珍去稻田幹活，看見了欒寶祿，便直奔壩上索要已交的水電費。這個土壩寬約兩米，中間是一條水渠，水渠兩邊的土埂只能容一人行走。
“要錢？不行！我不管前任的事。”欒寶祿拒絕了她的要求，白廣珍就伸手搶欒腋下的錢包，於是兩人廝打，後滾到壩下。這次白廣珍仍沒佔到便宜，她拾起欒的錢包就跑，並揚言：“我要告你強姦！”
“裏面是村裏的水電費錢……我告你搶劫！”欒寶祿喊道。
當時附近有很多人在幹活，其中鄰屯的小學老教師寧文軒和村民李雲義就在不遠處，寧文軒因爲村委會找他有事正朝壩上走去，剛好看到兩人廝打的過程。當地有句順口溜：光明人，心透亮，鬥氣後，立馬忘。老農民打仗鬧火是家常便飯，他也沒在意。沒想到，不大功夫，白廣珍也來到村委會。
“強姦俺，管不管？”
“什麼強姦管不管？”
“欒寶祿強姦俺！”
“大白天他能強姦？在哪兒強姦？”村委會主任臧洪國一頭霧水。
“這是強姦嗎！”寧文軒看不過，反問。
“不是強姦給俺褲衩都撕了？不信俺脫褲子給你看。”
“你別脫……要是打架，司法助理員就在這兒，他就能管；要是說強姦，你就得到鎮裏報案。你得想好了，可別亂說啊。”
偏信原告言 警察受案疑強姦
一個小時後，白廣珍來到光明山鎮派出所報案：“下午3點，我去自家稻田幹活時，村民組長欒寶祿站在壩埂上喊我過去，我上壩埂後他就拽住我的胳膊，他說他有錢，要強姦我，並動手抓我前胸。我不讓，他就把我撂倒，扒我的褲子。我反抗，喊救命，揀起他的包就跑。”白廣珍還讓民警查看了因反抗而在胳膊和後背上留下的印記。
而欒寶祿感到包被搶走很沒面子，回到屯裏就撥打了“110”。光明山派出所接警後將案情上報，莊河市公安局刑警第二天找到欒寶祿：“你爲什麼撥打‘110’？”
“我的收費款被搶走了。下午3時我一個人在本屯田間抽水處等農民抽水放水，白廣珍來要收費款。我不給，她就搶我腋下的公文包，我就同她撕扯，但還是被她搶去了。”
“附近是否有人在場？”
“大約在一百米處有人幹活，但不知道是誰。”
“白廣珍是女人，她搶你就讓她搶嗎？”
“我看她是女的，不能像她那樣，她搶走了包我就報案。”
“她爲什麼要搶你的包？”
“她向我要已交的收費款。”
“多少？”
“30元。”
“爲什麼要？”
“我也不清楚。”
一個案子的兩個當事人，都以被害人的身份報案，相互告發對方侵害，如果案件成立，必有一方報假案。
疑點集中到欒寶祿身上：本屯人搶劫本屯人？女人搶劫男人？一個上百口人的村民組長會被女人搶劫？“此地無銀三百兩”！強姦不成反咬女方搶劫，如此拙劣表演實屬不老實。
在男人眼裏女人是弱者，民警認知的天平和感情的砝碼本能地偏向弱者，認定此案是強姦（未遂）。
我國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對於報案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範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爲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莊河市公安局於7月11日立案，對白廣珍身上的“強暴跡象”進行了拍照，並找到兩位案發現場證人。
村民張寶香是白廣珍提供的惟一的現場證人，她證實，“7月10日下午三點，白廣珍邊跑邊哭，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我叫人打了’”。村民韓雲成證實，“看見一男人和一女子在爭吵”，“相互撕扯”。鄰屯村民孫德珍證實，欒寶祿7月10日下午兩點來收水電費時，“我順便拿了兩個菜，倒了一杯酒給他喝。”
有被害人的指控，被害人身上有被撕扯的痕跡，有欒寶祿作案時丟下的錢包，還有證人證言，欒寶祿有口難辯。特別是案發前曾喝酒的證言，對辦案人員判斷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具有重要影響：酒後起性，臨時起意，酒壯色膽，不擇場所。因此，莊河市公安局在案發第三天便以涉嫌強姦罪（未遂）將欒寶祿刑事拘留。
於是，一起普通的民間糾紛演繹成刑事案件。
常理無證據 公訴機關也當真
我國刑法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雖然欒寶祿被認定爲未遂犯罪，但法律規定的是“可以”而非“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欒寶祿到案後，不僅不認罪反而誣陷被害人搶劫，司法機關可以不予以從輕或者減輕的處罰，欒寶祿的牢獄之災在所難免。
刑罰無小事。要做到準確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需要用證據說話。而此案並非犯罪既遂，不能用檢驗精液的辦法來證明犯罪，第三者的證言就成爲查明案件的關鍵。因此，證人證言再次被覈查。
張寶香只證明案發後白廣珍邊跑邊哭，自稱被打了；另一個現場證人韓雲成也只證明，“看見一男人和一女子在爭吵”、“相互撕扯”。雖然都未證實欒寶祿強姦白廣珍，也未證實在現場聽到白廣珍的呼救聲，但都能證明欒與白廝打過。而欒寶祿剛被抓時像一頭犟驢，愣不承認喝過酒，越發令人懷疑其迴避“酒後起性，酒壯色膽”。照理欒寶祿報案後應當多提供證人來證明自己纔是，但他卻沒提供一個具體的證人，這也讓人懷疑他報搶劫案的真實性。
經過二十天的偵查，莊河市公安局於7月31日提請逮捕，莊河市檢察院又經過漫長的52天審查，於9月21日批准逮捕，不久案件被移送到檢察院。這起案件進入了審查起訴階段。
欒寶祿在公安局就供述過他與白廣珍有矛盾，但不知爲何卷宗沒有記載，而案子到了檢察機關，他的供述才被重視。11月6日，檢察院要求補充偵查，查清疑點。或許是欒、白兩家發生矛盾的時間太短，未被多數人知道。11月23日，辦案人員找前任村民組長鍾玉弟和村民孫華，得到的回答是沒聽說兩家有矛盾。即使兩家真的沒有矛盾，辦案機關所掌握的證據充其量只能證明白廣珍被欒寶祿打了，但到底是因爲拒奸被打還是因爲“搶劫”被打，只能依靠其它證據來證明。
或許因爲女指男奸是常理，而男告女劫太稀奇，辦案人寧願相信前者。12月4日，莊河市檢察院仍以強姦罪起訴，認定案情的文字短得不能再短：7月10日下午3時，欒寶祿竄至本屯一個水田的壩埂處，見本屯居民白廣珍在田間幹活，頓生歹意，便將白騙至壩埂處，欲對其強姦，後因白反抗未得逞。
不信此案錯 “奸犯”獲釋抓證人
一晃欒寶祿被抓走半年，誰也沒想到事兒會越來越嚴重。當律師李相遠來調查時，白廣珍所提供的證人張寶香急了：“我根本沒看見，我不能喪良心。我當時在大河北岸壩上豆地掐豆芯。”村民鍾吉國說：“白廣珍與欒寶祿的老婆案發前兩天在水田打得血乎乎的。”62歲的村民宋淑珍說：“白廣珍從大壩東南面水田向欒寶祿站的大壩上走，雙方走到一起時就爭吵起來，我站在離他們不遠的水田裏拔草。我聽見白與欒爲收水費一事爭吵，白向欒要錢，欒說條子已開了，不能退。白說她家水溝問題未解決，水電費不能交。兩人越爭聲音越高，廝打起來。”
欒寶祿要被判刑的消息在村裏傳開了，開庭那天，村民寧文軒和李雲義主動來到法院出庭作證。
法官：“7月10日下午三點多鐘，你看到欒寶祿、白廣珍在幹什麼？”
寧文軒：“……走到離他們三十多米遠時看到他們奪包，後來不知道他們是撕扯還是打得滾到壩底。白廣珍把包奪下來往北走了。”
法官：“當時聽到他們說什麼了？”
寧文軒：“聽雙方互相要錢……”
法官：“還看到其他人在場嗎？”
寧文軒：“李雲義離那兒有一百多米，他能看到，在南面還有兩個人，不知道是誰。”
“強姦說”嚴重受挫，公訴人提出延期審理，補充偵查。2001年12月19日又重新開庭，一週後作出無罪判決。
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是，“被告人欒寶祿與被害人白廣珍兩家爲生活瑣事素有矛盾。2000年7月10日15時許，雙方在本屯壩埂處相遇，被害人因向被告人索要已收取的水電費，致使雙方發生爭吵，廝打在一起，被害人將被告人的收費包搶走。被告人隨後用電話向‘110’報案，稱收費錢包被搶。同一時刻，被害人攜被告人的錢包到光明山鎮派出所報案，稱被告人猥褻、侮辱自己，欲行強姦未遂。”
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清楚說明白廣珍是誣告，但判決所適用的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一判決是從程序上而非實體上作出的，在內部被稱爲“存疑無罪”，如果發現新的證據將繼續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所以，當欒寶祿被宣告無罪釋放後，偵查機關就以涉嫌僞證罪傳訊寧文軒、鍾吉國等多位證人，其中多位證人因害怕拘留而改口；而寧文軒堅持證言不改，3月8日他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在偵查僞證罪的同時，莊河市檢察院對判決提出抗訴，使這起案件又進入了法律監督程序！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缺少根據的僞證案很快自消自滅，寧文軒在被錯誤關押了23天后釋放。上級檢察機關經過複覈後認爲，抗訴不當要求撤回，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於6月20日裁定準予。至此，這起發生在光明山下的“女告男奸就辦”的離奇案件終於叫停。
然而，半年過去了，被關押者卻未得到任何補償。爲此，60歲老人寧文軒不停地告狀，每次往返大連六百多裏，雖然至今無結果，但老人仍癡心不改。他對記者說：“我就不信天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本來不是那回事兒，這不冤枉人嗎？我看見了，你不找我，我作證，是怎麼回事兒就怎麼說，你就抓我！”
而欒寶祿被釋放後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他的村民組長職務早就被人頂替，當年的承包地也荒了，他回家後的口糧都成了問題。回憶那不堪回首的二百多個被拘押的日日夜夜，欒寶祿禁不住潸然淚下，他說他的遭遇足以警醒天下所有男人：“好男不和女鬥”，提防被賴。
“是否想到國家賠償？”記者問。“我不敢。”“這是你的權利……”“我害怕。”“怕什麼？”“我沒錢，請律師的一千多塊錢還沒還上呢。”
信女不信男 錯在有罪推定上
此案的最終結果說明，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能夠保障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既不放縱犯罪，又不冤枉好人；即使出現差錯也能糾正：偵查中的錯誤可以通過審查起訴來糾正，起訴中的錯誤可以通過審判來糾正……
但縱觀此案仍不免讓人心情沉重。在採訪中，寧文軒等三個農民證實，白廣珍的丈夫在判決後說，再豁上兩年工資把“作證的”弄進去。
從此案辦理的過程看，前後審理時間長達近一年，批捕就用了五十多天，批捕後又補充偵查，判決後又抗訴，還對法院已經採信的證據進行審查，而且不惜拘留證人來審查。公允地說，這麼多司法程序不是某個辦案人所能暗箱操作的；辦案機關如此“執着”，“徇私枉法”者似乎也沒這個膽量。記者認爲，此案之所以如此一錯再錯，主要根源在於辦案指導思想上犯了有罪推定的錯誤。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1996年新修訂的刑訴法所增補的一項基本原則，即無罪推定原則。隨着這個原則的確立，人們的觀念開始轉變，刑事偵查對象的稱謂已由“案犯”變爲“犯罪嫌疑人”。
然而，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確立的時間很短，在一些辦案人員心目中，常常習慣性地將“犯罪嫌疑人”與“案犯”劃等號，有罪推定的習慣思維方式也時時露頭。於是就可能偏重證明罪過，而輕視法律所賦予的證明無罪的責任。從此案卷宗看，支撐強姦說的證據只有“被害人”的陳述，辦案機關所掌握的證據充其量只能證明兩個當事人廝打，至於到底是因遭強姦反抗而廝打，還是因爲搶奪錢包而廝打，只能依靠其它證據來證明。但由於辦案人員先入爲主，在“女告遭奸”和“男稱被劫”兩種說法面前，主觀臆斷，相信前者，造成“女告男奸就辦”的局面。
按照法律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辦案人員必須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由於先入爲主，有罪推定，從案情發展看，偵查起訴機關對於收集欒寶祿無罪的證據缺乏積極性，致使事實真相被掩蓋。
法律還規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瞭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需要指出的是，偵查機關在證人證言被法院採信後，又以涉嫌僞證罪拘留證人，實踐證明再次形成錯案，而且至今不認錯，說明有罪推定思想還相當頑固。如果有罪推定思想不除，此錯不改，公民就不敢作證，法律規定的公民作證的權利和義務就無法落實，司法公證就難以保證。
古人說，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雖然欒寶祿被無罪釋放，但我們沒有理由表示絲毫的欣慰。因爲與欒寶祿“素有矛盾”的“被害人”，已經通過“報案”達到了目的。
記者採訪了多位法律工作者，他們認爲，此案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十分清楚，即白廣珍誣告欒寶祿。雖然判決是從程序上作出的，但法律事實已經明瞭，有關機關應當從法律和正義出發，追究誣告者的責任，進行錯案追究，爲這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畫上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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