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961年，國務院公佈故宮爲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故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但就是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世界文化遺產，有人卻不經民意討論、不經專家充分論證而匆忙立項，試圖建一個足有可能“影響故宮建築羣整體安全格局”的地下文物展廳。記者對此事進行採訪，有關負責人說：你等立項以後再來採訪吧。也就是想來個先斬後奏，將生米煮成熟飯。
當事者也許是擔心爭議太多影響地下展廳的立項和建設。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此重要的施工項目，其實故宮只搞了一次專家論證會，而且據記者後來瞭解，那次並不能稱作嚴格的論證會，只能說是“座談會”，參加者主要是故宮的專家。在採訪過程中，記者一直希望尋找一位明確擁護這一方案的其他專家，卻沒有找到。(《南方週末》4月25日)
在此，最嚴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故宮屬於“博物院”還是“紫禁城”的技術之爭了，而是在於：故宮已經把這件事當作自己單位內部的事情進行操作了。這種現象，並非故宮大修方案所獨有，別的一些地方也有，其共同特徵是：把所轄事務一律當成管理部門和單位的內部事務，以達到迴避爭議、封閉操作的目的。有時純粹是地方、部門領導的“拍腦袋工程”，有時縱有“專家論證”和“民意討論”，也是有選擇地進行，順我者來，逆我者拒之門外。在各地方的城市規劃建設、文物保護之爭、自然環境保護和文化遺產之爭上，這種管理權和決策處置權高度合一的作法所帶來的弊端多有顯現。許多自然景觀被無情踐踏，許多文物古蹟被無情破壞，不少城市規劃雜亂無章或者爲了追求一時的利潤，建築密度超高導致採光、通風性能不佳、交通和城市秩序混亂、配套設施不全、根本不適合居住等問題，皆與此相關。
可以這樣說，故宮並不屬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只是一個委託管理機構，它對作爲國家級博物館和人類文明載體的故宮負有管理責任，但不意味着它對故宮擁有所有權和一切處置權。同樣，我們的各級地方政府以及有關部門，也都只是被委託的管理機構，對其所轄地區和事務只有管理權而不應該有任意生殺予奪的處置權。
毫無疑問，這種議行合一的決策管理方法，與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要求背道而馳。它造成的後果可謂一言難盡，大家有目共睹。筆者在基層文化局當幹部的時候，曾留意過香港的文化管理方式。在香港，諮詢、決策、管理是“三權分離”的，政府有專門的專家諮詢委員會，根據民意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充分、獨立的專家設計和論證，提出決策的諮詢意見；政府專門的獨立決策機構再根據民意、專家諮詢意見、社會發展要求及財力狀況等，做出決策並指令財政撥付相關款項交由管理機構執行。在這裏，管理者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故宮大修之爭只是冰山一角，卻讓我們充分地看到，改革我們的現行管理方式，在事關重要的國計民生、文物保護、城市規劃，事關自然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問題上，充分實現管理權和決策權的分離已經迫在眉睫。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如何實現真正的專家意見和民意的充分結合，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