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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近些年來，隨着反腐敗鬥爭的不斷深入，特別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相繼查處，反腐敗問題越來越爲人們所關注，各種說法和議論很多。正確認識反腐敗鬥爭的形勢，對於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認真落實黨中央制定的反腐敗決策和部署，不斷取得反腐敗鬥爭的新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正確認識反腐敗鬥爭形勢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的基礎和前提
反腐敗鬥爭的性質，決定了正確認識反腐敗鬥爭形勢的重要性。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清醒地認識到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體制轉換的歷史條件下，可能出現腐敗易發多發的嚴峻形勢，及時地作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論斷，告誡全黨，“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並要求全黨“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反腐敗鬥爭，十四大以來，江澤民同志每年都在中央紀委全會上作重要講話，每次講話都從黨和國家的大局出發，分析形勢，指明反腐敗鬥爭的方向。他指出，如何正確認識反腐敗鬥爭的形勢，“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
對反腐敗鬥爭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有時同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成爲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如何看待反腐敗鬥爭的形勢，對於廣大幹部羣衆來說，主要是認識問題、方法問題；但在特定條件下，它又與政治鬥爭緊密聯繫。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具有複雜的、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對腐敗狀況的看法，是這些國家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敵對勢力對腐敗狀況誇大其詞，把這些國家的幹部隊伍說得一無是處。他們誣稱腐敗“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斷言“共產黨解決不了自身的腐敗問題”；要真正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這種輿論動搖了一些幹部羣衆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信心，成爲導致劇變發生的原因之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西方敵對勢力故伎重演，妄圖藉此動搖幹部羣衆對我們黨領導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很明顯，如果按照他們的主張去“反腐敗”，那麼反掉的不是腐敗，而是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正確認識形勢，是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的基礎和前提。形勢是一種客觀存在。正確認識形勢，具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有利於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四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領導反腐敗鬥爭健康發展，一個基本原因是正確地分析了每一時期的形勢並據以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第二，有利於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增強廣大幹部羣衆的信心。反腐敗是複雜的政治鬥爭，如果人們的認識反差很大，就難以形成反腐敗鬥爭的合力。只有對形勢的認識正確了，才能理解我們黨爲什麼作出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決策和部署，從而同心協力地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
十四大以來，反腐敗鬥爭一直保持着平穩健康、不斷向縱深發展的良好態勢
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對反腐敗形勢作了科學的判斷。從總體上看，這幾年黨政機關和幹部隊伍中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正在逐步得到遏制，一些誘發腐敗的深層次問題正在得到解決，反腐敗鬥爭一直保持着平穩健康、不斷向縱深發展的良好態勢。
從反腐敗鬥爭的發展態勢看，反腐敗鬥爭正在逐步從側重遏制走上標本兼治、注重治本的軌道。“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如果說十五大之前反腐敗鬥爭以治標爲主，那麼十五大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得到增強，行政行爲、市場行爲和企業行爲逐步規範，爲反腐敗鬥爭從側重遏制轉到標本兼治、注重治本的軌道創造了有利條件。按照黨中央的部署，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與所辦經營性企業徹底脫鉤，中央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工作全部完成；全國縣以上執收執罰部門認真落實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的規定，有的地方還推向鄉（鎮）一級單位，坐收坐支、資金管理混亂的狀況有所好轉；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財政制度改革初見成效，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進行。全國廣泛推行了村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務公開。許多地（市）以上城市實行了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招標拍賣、建築工程項目公開招標投標、政府採購公開招標投標、產權交易進入市場等制度。這些措施的實施收到了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對體制、機制和制度的改革，逐步減少和消除腐敗現象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條件。
從反腐敗鬥爭的社會影響和作用看，反腐敗鬥爭爲維護和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條件和重要保證。評價反腐敗鬥爭的效果，分析反腐敗鬥爭的形勢，不能孤立地看，必須把它放在全國發展的大局之中。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社會全面進步。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科技實力明顯增強，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這種大好局面，離不開反腐敗鬥爭的深入開展。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反腐倡廉工作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爲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年來如果我們不是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開展反腐敗鬥爭，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程度將比現在嚴重得多，也決不可能有當前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好局面。古今中外的經驗表明，當腐敗之風蔓延開來以後，執政者不反腐敗，社會要亂，自己非垮臺不可；而不顧實際情況、不講鬥爭策略地亂反一氣，也會招致失敗。我們查處了那麼多大案要案，處理了那麼多違紀違法的領導幹部，並沒有出現反覆，引起社會動盪，而是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從對反腐敗鬥爭的領導狀況看，我們黨是堅強有力的，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戰略部署，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有效開展反腐倡廉的新路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總結了當今世界一些執政黨興衰的歷史經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了探索，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開展了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爲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黨紀教育，提高了黨員幹部廉潔自律的自覺性，推進了反腐倡廉工作。隨着改革的深入，涉及行政行爲方面的問題增多，國務院每年都召開反腐敗工作會議，總結檢查，提出要求。各級黨委、政府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和部署，齊抓共管，做了大量工作。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總結，我們黨初步探索出一條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把反腐敗和改革、發展、穩定有機結合起來，依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羣衆的廣泛參與，有效開展反腐敗鬥爭的路子。這條路子包括反腐敗鬥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工作格局等方面。我們黨在反腐敗的實踐中，始終牢牢地駕馭全局，不斷把鬥爭引向深入。
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中腐敗現象蔓延的趨勢逐步得到遏制，並不是“越反越嚴重”
這個判斷主要依據以下兩點：
其一，腐敗現象蔓延與體制、機制和制度不健全密切相聯；十五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廉政法律制度建設不斷加強，腐敗現象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條件正在逐步減少。
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這在反腐敗領域同樣得到了印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腐敗現象之所以蔓延起來，從根本上說，是因爲沿用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打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新舊體制轉換中的縫隙和漏洞爲腐敗現象的蔓延留下了空間。例如，上世紀80年代，國家推行價格體制改革，生產資料價格實行雙軌制，這就產生了大量尋租性腐敗機會，通過“走後門”、“批條子”而爭相“尋租”的行賄受賄、投機詐騙、倒買倒賣和“官倒”等腐敗行爲一度猖獗起來。90年代以後，隨着價格雙軌制的逐步取消，與此相聯繫的腐敗現象也跟着消退下去。再如，1992年至1996年間，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向深層次推進。由於缺少監督制約方面的制度和機制，以貸款謀私利，以賄賂手段求“上市”，貪污或挪用公款從事炒房、炒地、炒股、搞期貨交易等十分嚴重。1997年以後，黨和政府通過改革和建章立制，大力整頓金融、證券、股票、房地產市場。隨着市場行爲的逐步規範，這些領域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逐漸趨於緩解。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實際上伴隨着一個體制性障礙逐步消除的過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新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減少了滋生腐敗的機會。特別是十五大以來，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腐敗現象蔓延的土壤和機會正在逐步減少，因此腐敗現象蔓延的趨勢也就必然有所收斂。
其二，對腐敗現象蔓延的遏制與反腐敗工作力度相關；十五大以來我們不斷加大反腐敗工作力度，有效地震懾了腐敗分子。
在一定的制度基礎上，腐敗現象蔓延的狀況還取決於反腐敗工作的力度。十五大以來，各級黨委堅持從嚴治黨的方針，以查辦黨政領導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和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違紀違法案件爲重點，着重查辦了金融、證券、建築、海關、人事、司法等領域的案件，貪污賄賂、徇私枉法、買官賣官、嚴重失職瀆職的案件，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案件，特別是查處了一批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這些案件的查處，對腐敗分子產生了極大的震懾作用，對廣大黨員幹部也起到了有效的警示作用。
5年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的力度不斷加大，在媒體上曝光的案件也比較多。有些同志由此認爲“腐敗越反越嚴重”。這種說法的錯誤在於缺乏科學的分析。假設在一定時期內腐敗分子的總數不變，那麼查處的越多，隱藏下來的就越少，查處數與“黑數”成反比例的關係。相反，如果工作力度減弱，查處的案件少了，那麼隱藏下來的腐敗分子肯定就多了。腐敗是不是越反越嚴重，關鍵要看發案率的趨勢和頂風作案的數量。據統計，近幾年查辦的大案要案，較多地集中在金融、建築、海關等領域。1998年以後，隨着反腐敗鬥爭力度的加大和一些誘發腐敗的深層次問題的解決，上述領域案件多發勢頭明顯減緩，頂風作案的逐步減少。由於我們工作力度的加大和一系列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反腐敗的震懾力增強了，反腐敗的態勢是很好的。
反腐敗鬥爭成效如何，人民羣衆從切身感受中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近年來，中央紀委會同有關部門每年在不同的10個省（區、市）進行萬人隨機抽樣調查，結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羣衆對反腐敗工作表示認可，比1996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69％的羣衆認爲腐敗現象在一定範圍內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68％的羣衆對反腐敗鬥爭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事實表明，廣大幹部羣衆對反腐敗鬥爭的成效是認可的，滿意程度在不斷提高，對反腐敗鬥爭的前途也越來越有信心。
正確認識反腐敗鬥爭形勢，必須掌握科學的方法論
我們既要看到反腐敗工作取得的顯著成績，又要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甚至有的領域還在滋生蔓延。從總體上說，反腐敗的任務是長期的、艱鉅的，有時還會出現曲折和反覆。要正確分析和判斷反腐敗鬥爭形勢，必須解決好看形勢的基本方法問題。
要有正確的出發點。看形勢要客觀、公正，首先必須擺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立場”。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問題。韓國查處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的腐敗問題，有人說“體現了法治精神”；我們處決了胡長清、成克傑等腐敗分子，有人卻說“共產黨連高官都腐敗了”。這種“雙重標準”是不對的。在反腐敗問題上，國內外敵對勢力把我們的反腐敗鬥爭形勢描繪得一團漆黑，是因爲他們要在政治上搞垮我們的黨和政府，立場是和我們對立的。有些同志對腐敗問題深惡痛絕，但缺乏科學的分析，只從個人的好惡情感出發，這就容易偏離正確的立場，難以對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
要有歷史的眼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腐敗作爲社會不發達、不文明的沉渣，是伴隨社會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進程而產生的。一個國家處在社會轉型、經濟快速增長的變革階段，往往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歷史特點決定了我們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徹底根除腐敗現象是不可能的。隨着反腐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腐敗現象會呈現出起伏和反覆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在反腐敗形勢的評價標準上不能過於理想化，必須從實際出發，克服“速勝論”和“悲觀論”，不因工作的成績而盲目樂觀，也不因工作的難度而悲觀失望。必須看到，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腐敗現象滋生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是不可改變的總趨勢。同時，要正確確立反腐敗的“參照系”，也就是說在衡量標準上，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環境，不能簡單地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情況相比。有了正確的歷史定位，才能對現階段的反腐敗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
要善於多視角地看。對反腐敗鬥爭形勢要全面地、多視角地看，把“從下往上看”與“從上往下看”結合起來，把自己的感受同黨和政府的判斷以及社會輿論、專家評價綜合起來分析，這樣才能避免片面性。面對此消彼長、曲折發展和不斷變化的形勢，既要看到腐敗分子在強大的反腐敗鬥爭壓力下收斂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變換花樣、變本加厲的一面；既要看到反腐敗鬥爭的成效給人們以鼓舞和增強信心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容易帶來輕敵麻痹、掩蓋問題的一面；既要看到反腐敗工作搞得好的地方和部門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遏制的一面，也要看到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和部門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的一面。如果以不變的眼光去看萬變的事物，那就永遠跟不上形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可以相信，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腐敗現象一定會被遏制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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