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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消息：由中華醫學會主辦的“第三屆國際臨牀肝臟移植研討會”7月5日在天津開發區舉行，中國衛生部副部長、中國協和大學教授黃潔夫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會上，來自海內外的部分著名肝臟移植教授以及國內具有豐富臨牀經驗的部分醫院進行了肝臟移植技術的經驗交流。黃潔夫教授對天津市一中心醫院在肝移植方面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給予了高度評價。副市長俞海潮、市政協副主席趙克正會前會見了專程來津參加該學術會議的美國、日本、韓國等肝移植領域的著名外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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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國際臨牀肝臟移植研討會召開 黃潔夫教授演講 |
“肝臟移植”這個名詞，對於新世紀的人們來說，也許已經不陌生了。隨着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醫學專家認同肝臟移植是末期肝臟疾患的有效和安全的治療方法。肝移植技術作爲治療該類疾病的根本手段，有很大的實際需求及應用前景。而“活體肝移植”技術的出現，則爲患者帶來更大的福音，使他們獲得更長的生存年限和更高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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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海內外的部分著名肝臟移植教授等200餘人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
在國際上，美國國家衛生機構1983年正式承認肝移植是治療終末期肝病的一種有效方法並予推廣，1988年，世界上首例活體肝臟移植手術成功。之後，這項技術迅猛發展。肝移植開展的早期階段，主要選擇那些預後極差，無藥可治，生命垂危的病人。而隨着環孢黴素(有效的免疫製劑)的問世，肝移植的目的已不僅僅是延長生命，同時還能進一步改善肝病患者的生活質量。患者甚至術後幾個月便可以迴歸社會，繼續學習和工作，過正常的生活。目前全球已有200多個肝移植中心，僅美國每年就有5000多名慢性肝病、肝功能衰竭患者通過接受肝移植而獲新生，其年成活率在醫學發達國家已達到87%，最長已存活33年。
我國是世界上終末期肝病發病率最高的地區之一，每年因肝病而死亡者人數衆多。肝移植技術可以挽救患者生命和改善生活質量，所以開展肝移植，特別是活體肝移植在我國是非常必要的。我國自1993年開始恢復發展肝臟器官移植技術，98年以後已經進入了臨牀應用階段，到目前爲止，國內較爲優秀的如天津一中心醫院、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附一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同濟醫院、浙一醫院等已進行400餘例成功的手術。
目前國內外開展的肝移植主要有兩種：屍肝移植和活體肝移植。屍肝移植是應用已故志願者的肝臟作爲供體，而活體肝移植，是利用健康供者的部分肝作爲供體。但是，我國的肝臟器官移植從一開始就帶來了許多複雜而有爭議的倫理學上的難題，並且把肝臟器官移植工作中的倫理問題與移植技術問題擺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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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潔夫教授接受本網記者採訪 |
在接受本網記者採訪時，黃潔夫教授闡述了他個人對我國肝臟器官移植醫學倫理學的觀點，他說，“目前在中國還沒有一條與西方醫學界'希波克拉底誓言'相似的被廣泛知曉的職業行規。然而中國醫學倫理學的價值體系有很悠久的傳統，來指導我們的移植事業。就我的理解，即使在今天的美國，也沒有統一的正式的醫學倫理學的法規。作爲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在中國醫學慣例中的各種倫理學理論和法規是具體化的，包括在儒家、道家和佛教中都分別有所描述。隨着來自於同時代西方醫學的觀念的引進和全球醫學體系的開始建立，我們需要在醫學領域中更多地開誠佈公地討論建立一條醫學法規，使得文化繼承的倫理學價值得到保存。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各種各樣的法規形成的嘗試，如'醫學生誓言'、'醫務人員及其醫療實踐的倫理學標準'和'中國臨牀倫理學'。我們現在急需將這些法規與器官移植聯繫起來。”
醫學倫理學目前已經成爲了制約我國器官移植健康發展的瓶頸，由於法規的不健全，導致人體器官資源長期匱乏，使爲數衆多的病患者不能及時地進行器官移植、重獲健康，加重了社會和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在醫學界中，有人認爲傳統觀念的束縛是我國人體器官資源匱乏的重要原因，在我國自願捐贈器官的申請人其實爲數不少，但申請人去世後往往因親屬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器官捐贈的願望；亦有人認爲，解決捐贈器官存在的問題，最根本方法是實施““腦死亡法””和頒佈專門的器官捐贈法律。對此，黃潔夫教授認爲，我國要加快器官移植的健康發展，“腦死亡法”的確立應迫在眉捷，天津市近年來肝移植等器官移植髮展很快，完全可以先行一步，出臺相應的地方性法規，以促進天津器官移植醫學事業的更大發展。
他認爲，我國雖然在器官移植上已有不少成功的經驗，但與世界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而“腦死亡法”的確立則會使器官移植的健康發展緊跟時代的步伐。從技術上來看，目前，醫學界對供體的死亡是以心臟停止跳動爲主要依據，而供體的器官就會因爲缺血而導致質量下降，因此，“腦死亡法”的確立對改善供體的質量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腦死亡法”的確立還能擴大器官供體的來源。
“中國的醫生是非常優秀的，但還需要一個好的制度進行規範。”這是黃潔夫教授對我國肝臟器官移植在技術上的充分肯定。“現在，我國的肝臟器官移植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就是因爲我們的體制不健全，今後，我們會在醫院的設備、醫生的資質、供體的渠道以及受體的選擇上進行嚴格的規範，儘快確立相應的法規機制，使我國的器官移植朝着蓬勃健康的方向發展。”(北方網記者/劉雁軍 樊慧 攝影/劉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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